【医学人类学经典讲座回顾】| 一场“难懂”的讲座：疾病，身体与 "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剑峰

2010

年

月初，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来访的医学人类学教授乔达什（

Csordas

）在复旦大学做了题为

“Embodiment: Agency and Illness”

（具身化：主体能动性和疾病）的演讲。尽管讲座听者集中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和医学院师生的有一定专业背景的师生，会后我还是不断接到学生的来信索要演讲原稿。“太学术了，听不懂”。这种听不懂情有可原。首先，他的演讲风格是“念稿子”，大多数北美文化人类学家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承袭者为了保证故事的连贯性，恢复人性的生动对“念稿子”式的演讲情有独钟；其次，他的演讲内容并没有太多的故事性描述而是大量的哲学理论。尽管并不太欣赏大量哲学引用为主的文化人类学公共演讲，我还是认为乔达什教授涉及了很多医学人类学的热门话题，而且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此，我尝试结合自己的理解，浅析一下他的核心精神。

我们用身体去生活，去体验，去实现自我，因此要通过研究身体来追寻更多的文化和自我的理解。

这是乔达什教授所属“具身化”（

embodiment

）文化现象学学派的首要命题。“具身化”是我们最基本的存在条件，包含着我们肉体和世界及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乔达什教授将三位哲学家及其代表的三个理论流派，即梅洛

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布迪厄的实践说和福柯的话语论在“具身化”的平台上串联起来，并将其应用于三种不同的疾病诠释上。乔达什教授认为，三种学派对身体和外部世界关系分别是：

认知现象学的趋向世界的存在（

being-toward-the-body

）；实践说中与世界的互惠（

reciprocity of body and world)

；话语论中世界的承载（

world-upon-body

）。与之相对应的主体能动性则在“意图”（

intention),

“实践”（

practice

）和“话语”（

discourse

）层面上体现。

相信我们中间三位哲学流派的忠实者不会都非常欣赏将三种自我和身体与世界的关系简单化为同向、双向、和逆向的“箭头”示意。乔达什教授围绕“

embodiment

”展开的论述却为身体和主体概念提供了一个讨论的空间，即疾病。可能每一位读者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处于健康的常态时，我们并不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而当我们有病痛时，才意识到身体某个部位的存在。这时，我们会被迫思考有关身体和自我关系问题：我和身体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是身体吗？身体是我吗？身体游离于我存在吗？我能够独立于身体吗？疾病是“非正常”的身体状态，它挑战常态下一切习以为常的我们，让自己重新认知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新的主体性也会因为一种身体上的危机而产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死里逃生的人，比如遇险被救，绝症偶愈，都会有“重获新生”的感慨。因为“非常态”可以彻底改变人们对身体和世界关系的认知，这也是一种主体性的体现。

乔达什教授应用三种理论中“身体和主体能动性”的洞见，分别对幻肢症（

phantom limb)

，慢性疲劳症候群（

chronic-fatigue

）和环境病（

environmental illness

）进行了分析。

首先，在他看来幻肢症不是截肢者对以前肢体的记忆，也不是中枢或边缘神经的自发性活动，而是其作为主体的趋向外部世界的意图（

intention

）的继续，

年代，针对幻肢痛的镜盒治疗法就是利用这种人生就的趋向外部世界运动的能动性，让患者通过镜像的反射认为自己可以移动幻肢，从而减轻疼痛。其次，慢性疲劳症候群则是因身体和外部世界互惠关系的不畅造成的，病患者趋向外部世界的能动性不断地被外部世界所反抗阻拦，最终耗尽体力，身体感觉始终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如果是永不停歇的运动，快速的生活节奏，紧凑的工作安排，人们就容易患上这种慢性疲劳症，如果个体能够适应这些要求，就像搭乘顺风车，畅通无阻；相反，就是逆水行舟，难怪慢性疲倦患者总是有“沉重”、“倦怠”、“干涸”、“微弱”的疾痛陈述（

illness narrative

）。而不同社会因文化背景不同，外部环境对个体的要求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反映，但是在医学界中这种不同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跨文化的病症研究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医学人类学者的肩上。最后，环境病，也称多发性化学过敏症（

multiple chemicalsensitivity

）

被置于福柯话语论的视角下，被乔达什教授解释为一种人与环境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下，强大的权力主体作用于脆弱的身体之上，使其无招架之力。患者通常最直接的身体体验是皮肤对几乎所有化学物质的过敏性反映，因而不能融入化学物质无所不在的现实世界。事实上，这种病症为“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这种话语增添了物质的色彩，补充了仅仅是修辞学上对事实的描述。不仅如此，这种患者的病症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被实验室中客观的实验结果所证实的，也就是说，医生通常找不到“客观”的证据证明这种病症的存在，因此在美国只有部分健康从业者支持更多地依赖患者的叙述而不是“客观的检测结果”。他们与患者本身发展出一套叙述的策略和相关的道德话语体系，诸如寻求真相和利他主义等等紧密结合来抵制传统医务界对该病症合法性否认。在乔达什教授看来，这是一种对话语强权的有力反抗，也是自我能动性发挥的表现。

也许我们的医学从业者对乔达什教授对于三种不同病症的解释并不完全赞同，或许这种从病人身体感受为主要角度去诠释疾病的做法听上去更是陌生（甚至“主观”），而这恰恰是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凯博文教授对美国医学和人类学界的贡献之一，即赋予患者主体能动能力，改变医患关系中以医生为主体，病人为客体的关系，让病人积极参与疾病

，

尤其是慢性疾病的治疗过程。而生物医学界在讨论“疾病”时，是以物化为前提的。这种物化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二元论，也是我们熟悉的“身体

精神”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得现代生物医学知识的迅速提高和医疗技术的日臻完善。我们在享受这种两元论带来的对某些疾病高效的诊断和治愈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着被物化的后果，不仅仅身体各个部分被一一分而“治”之，心理和精神也被认为是独立于身体的“存在

”

。

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非此即彼的定位在高效解决问题的同时，对很多诸如慢性疼痛等病症却束手无策。比如我们在面对生活、工作巨大压力的时候，时常感到“头疼”

。

而当你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医生的职业训练要求他们迅速而准确地找到“疼”的物理位置，如果你面对医生抱怨自己的工作生活压力，他可能迅速推荐你去进行“心理治疗”

。

对于医生来讲，身心的分离是高效的前提，其它任何社会和文化因素都必须过滤出来。病人个体对于自己病情的陈述对于职业医生来讲只有客观描述性的内容才是有用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则被认为是主观的也是无能为力的。病者的主体性在过度医疗化的社会（同时也是我们正在审视的曾被我们羡慕的发达国家）被极大地剥夺，如何尊重病人自我体验，还原其主体性，抵制物化的倾向，这一系列问题贯穿于医学人类学界的研究中，也逐渐被医学界所接受和有条件的认同。这就是乔达什教授承袭学术系谱的元初，也是他选择三种被认为是跨越生理

——

心理界限疾病的原因。

如果说，疾病和病患者的主体性这种“非常态”对于我们处于健康常态的普通人有些遥远的话，乔达什教授的讲座给我更多的是关于“自我认知”问题的思考。我记忆起不久前赴新奥尔良美国人类学年会之行所获的纪念品

——

一副名为“自画像”的充满自嘲式幽默感的油画复制品。画中，一只精明小巧的小猫对着镜子把自己化成了威武庄严的老虎。其中的隐喻不言自明，自我认知的夸大。听完乔达什教授的讲座，再细观这幅画，小猫周围房间的地板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有关“

Cat

”的报道随处可见，我无从得知这只小猫到底作出了何等的惊天大事，但是可想而知小猫把自己画成老虎也不是完全凭空想象，至少这种想象是有媒体的追捧为基础的。媒体的报道当然是一种重要的话语来源，可见我们对个体的自我认知时时刻刻都被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所塑造。作为医学人类学家，我们自然关注这些结构性的力量，也并不缺乏这种传统；作为每个生存在世间的个体，我们每个人更多的是注重自己的亲身感受。这两者都是形成自我认知这一过程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和两股力量。对自己正确的自我认知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如此定义），也是一个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心理健康问题，也和我们的身体息息相关

——

这就是乔达什教授演讲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启示。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自画像不正像油画上的猫一样，会变成“虎”吗？还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将虎画成“猫”，尽管他们是两种不同的走向，但都是基于身体揭的两种极端的自我认知：夸大和缩小，自大和自卑。不同的是我们趋向于把前者归于一种心理障碍，而后者更多是和品质和态度等人际关系问题相连。那么到底什么是正确的自我认知呢？自我认知又来源于何处呢？或者有没有所谓真正“正确”的不通过任何媒介折射、过滤的自我认知呢？我深信答案是否定的，这里隐藏的是自我认知和自我表达之间的深层哲学问题，但是通过不断地自省和自我反思，在“虎”与“猫”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倒是我们在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提高自我体验的养生之道。

编辑：复旦人类学

刘斌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