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铁幕下的企业家精神：前东德教育与创业负激励在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视野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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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下的苏东国家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视野中认为，创业精神是推动各类社会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但不幸的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般被认为缺乏创新创业的激励。在一个全方位的集体主义体制下，存在对体制内工作的强烈向往和现实引导（例如，东德的口号即是成为“台尔曼接班人”)，导致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不足。

之前的文献中揭示了教育（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对于创业精神的巨大影响，但是关于不同教育体制的比较和突发转型的影响，尚待进一步考察。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及东西德合并后，东德一股脑地全盘接受了西德的教育制度。这是一个剧烈而突然的外生性事件。因此，前东德地区为前述创业精神问题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机会。

Falck, Gold和 Heblich三位作者发表在2017年的Journal of Economical Geography上的Lifting the iron curtain: school-age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是最近一篇讨论“铁幕”下的教育与创业精神的文献。作者通过德国统一后对于大学生的五次综合问卷调查数据，探究了不同教育体制对于创业精神的影响。

图1 调查样本的地域（大学）分布

柏林墙倒塌前，东西两侧的教育体制存在巨大的差异。西德（以及统一后的全德国）实行的是一套自由和宽松的教育体制，学生在结束基础教育后根据自身情况可以选择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和技术学校进行下一步的学习。后两者一般都有半工半读的性质，学生日后会直接就业或者升学至应用技术大学；而普通高中的学生则更多地经历学术意义上的考核，然后被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综合性大学录取。西德的学校在意识形态上，一般会灌输自由与平等以及市场竞争的价值观，讲究多元性和创造性的理念。

而东德在基础教育阶段实行的是10年一贯制模式，学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学业后会通过严格的考察才能进入到中等学校（相当于其他国家的高中或者大学预科）。这个考察不仅涉及到学习成绩，还会有来自党的青年团组织、义务军事服务和父母政治背景方面的考虑，以保证学生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录取率不到12%。

在高中时，学生会上社会研究课程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条，并且接受基础的军事训练。在社会生产活动的认知上，东德的高中教育也宣扬与西德截然相反的内容。东德的教科书里宣传自己的社会是最进步的社会，人人同工同酬，将西方社会鄙夷为“帝国主义”，资本家及其企业的实质是利用土地、工厂、机器等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政治也掌控在他们手里。东德学生被鼓励去参与到集体主义事业中，而不是创造财富、谋取个人幸福。

除了正式的学校学习外，东德数以百万计的学生（适龄人中约有96%）也会参加青年先锋队、台尔曼先锋队等组织，他们在各种活动中继续强化自己的集体主义意识。因此，东西德的青少年对于自由市场下的创新创业活动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西德学生受到激励；而东德学生则长期熏陶在“创业就是创造剥削”的论调下。

图2 台尔曼先锋队的节庆活动

基于以上考察，作者认为东德的教育文化可能会对创业精神有着负激励，导致原东德学生在创业意图上不够强烈。而在1990年后的当地学生则受到改革后的西德式教育影响，因而会更具有创业精神。20世纪90年代对全德国大学生做的五次微观调查数据，包括学生的各种意愿和情感调查、个人属性和家庭背景等等，为作者验证假说提供了条件。

在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创业，设置了意愿从强到弱的五个回答选项。基于此，作者将其标准化为创业意愿指数。然后，利用DID模型检验大学生的高中背景与创业精神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同样一个大学生，如果他以前是在东部上高中，那么相对于他目前在西部读书，创新意愿会降低0.13。但是如果这个大学生读高中已经在两德统一后了，即使他还是在东部接受教育，来自于东部教育的负激励也会大为减少（削弱到原来的22%）。这些估算都是保证在同一次调查中来自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的比较，并且控制其他变量，使得东德人无论是否在1990年前上过高中，他们都度过了同样长时间的统一岁月，以尽可能减少其他遗漏变量的影响。

从以上结果来看，东德的高中教育损害了学生的创业精神，而此种创伤在统一后的德国通过开放性的教育体制改革进行疗愈。

图3 DID基准回归结果

在问卷调查的研究设计中，选择性偏差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存在，作者为此作了大量检验。考虑到如果学生立志成为老师、医生、律师的话，他的就业市场导向会大大影响创业意愿；或者如果父母、社会网络、自己的个性能够帮助他创业的话，他这个样本的价值也会有所折扣。在排除种种情况后进行分析，新的样本数据依旧支持原先的结论。

另一个排除选择性偏差的办法是进行倾向值匹配(PSM) ，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中的前东德高中生越来越少，作者用PSM从年轻人中匹配到了与“东德老三届”最临近的样本，以新的数据来代替最后两次调查数据，这样得到的结果依然成立。

作者还做了事件史分析（event study），将每两年从东部高中毕业的学生作为一组，观察高中教育对创业精神的影响，发现1989年是个拐点：在两德统一后，教育的激励作用迅速趋正；并且到了1993年之后，可以说基本上消除了前东德体制的影响。

图4 事件史研究中每组毕业生的回归系数

（红线，灰色线表示95%置信区间）

总而言之，作者讨论了德国东西分裂时期教育的总体制度和创业文化培育方面的巨大差异，发现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接受高中教育的东德人，相对于同时代的西部同龄人和更年轻一点从而能够在两德统一后读高中的家乡人，更不具有创业的意图。而柏林墙倒塌后的急剧体制转型，则在四年后抹平了这种教育的负激励。作者的研究在教育与创新创业的关系上做了贡献，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如何去除文化藩篱的实践经验。

文章来源：

Oliver Falck, Robert Gold, Stephan Heblich; Lifting the iron curtain: school-age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ume 17, Issue 5, 1 September 2017, PP.1111–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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