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阻吸烟致死案”：只是好人没好报吗？【熊出没论法】 2017年5月2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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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日上午，郑州的杨医生在小区电梯内劝一老人不要抽烟，二人发生争执，几个小时后，老人心脏病发猝死离世。老人家属随即起诉至法院，要求杨医生赔偿40万余元。

金水区法院对此事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杨某的行为与老人的死亡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但是老人确实在与杨某发生言语争执后猝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判决杨医生补偿老人家属1.5万元。

此后，老人家属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郑州市中院。

2018年1月23日，本案二审宣判，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判决，改判杨某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不需按照一审判决、赔偿老人家属1.5万元。据称，二审判决后，杨某表示，出于人道主义，愿意捐赠给老人家属1万元。

此案前前后后引发了诸多讨论，二审判决一出，大多数民众一边倒地支持二审判决结果。然而，许多人认为的“让好人心寒”的一审判决结果，就真的“不合理”吗？一审法院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判决杨某补偿1.5万元呢？著名法律经济学家熊秉元教授为本案的判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读。

最近网络上流传很广的案件，可以简称为《医生劝阻大爷吸烟、意外死亡案》：在小区的电梯里，医生发现大爷吸烟，劝他；发生口角争执，到物业论对。医生由外面回小区时，听说有人心脏病发，过去帮忙，发现就是那位大爷。后来，大爷不幸过世，家属控告医生，要求赔偿40万元。经过审理，初审判决：对于大爷的意外死亡，医生不需要承担“因果关系”上的责任；然而，对于这件意外，要承担1.5万的赔偿。医生认为：我又没有错，为何要赔钱？

一位朋友是资深的庭长，在微信群里表示，对于这个案件，当初法院就应该拒绝受理，以彰显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捍卫。许多网民，也认为医生受了委曲；提醒瘾君子, 在电梯的封闭空间里不要抽烟，是做了好事，竟然还要赔钱！以后，谁还愿意当见义勇为的傻瓜？

然而，这件事的曲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琢磨。对于“公平正义”和“善有善报”，或许可以增添一些不同的体会！

这桩意外事件，有几个关键点。最重要、也是法院必须判定的，是“大爷心脏病发而身故，是否可以归责于医生”。在这点上，法院的判决书里很明快地认定：大爷意外身亡，纯粹是意外；在“因果关系”上，医生不需要承担责任！也就是，医生劝大爷时和后来口角时，无从预料会有后面的意外；他的行为，只是劝人不要在电梯里抽烟，以及后续的几句争执而已！不只他无从预料，大爷自己也不会预料，由抽烟/口角会引起心脏痛发——如果他能预料，当然不会参与口角！因此，大爷的死，纯粹是意外，医生毋需负责。

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意外，造成或多或少的损失！风雨地震、山崩地裂、蝗虫过境，都可能带来生命财产的耗损。对于这些（和其他不可胜数、千奇百怪）纯粹的意外，有两种善后的方式：一种，是谁碰上谁倒霉，自己吸收损失，就像在野外时被陨石砸到一样；另一种，是集众人之力，由社会提供济助，照顾不幸的受灾者，性质是“保险”。

当社会的资源相对匮乏时（譬如，原始/初民社会，或战乱过后），会倾向于第一种作法。当社会富裕、资源充沛时，有能力负荷意外带来的耗损，就可以采取第二种（显然很昂贵的）作法。在一般情况下，社会通常不会处于这两种极端，而是以这两种作法为端点，界定一个光谱。而后，根据各种条件，选择介于其间的某个点。这种选择，表面上可能有公平正义、道德哲学的身影；其实，背后还是成本效益的考虑——长远来看，哪种取舍的成本低、效益高！

回到“医生大爷”的意外事件上，或许就可以得到一点启示，也就是第二个关键所在：大爷意外身故，家属可以自行吸收损失；但是，既然是意外，而且医生社经地位相对优渥，就可以纳入一些“保险”的成分。

分担一些损失，减轻大爷家属们的损失，特别是心理上的耗损！法院所判定的金额（1.5万），只是原告要求40万的3.75%，是很小的一个百分比。这个金额和百分比，与其由“承担责任”的角度理解，不如由“保险分摊”的角度体会，更能得其旨意！

这个观点，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引申。如果心脏病发的，不是大爷而是医生，如果医生不幸病故，在法律上，相信也不会认定大爷的“吸烟/口角”要负责。然而，由“保险”的角度，还是可以要求大爷分摊损失。保险的精义，是没出意外的人，照顾出意外、倒霉的人！每个人都可能是遭到不幸的倒霉鬼，幸运的人发挥保险的功能，长远来看，对社会是一种好的机制！

还有一个关键点，值得思考：若法院判决成立，是否放出一个讯号，以后不要见义勇为作好事？对于这种顾虑，可以有几点响应。

首先，做好事，总是有潜在的风险，当然值得有风险意识。但是，对极其特殊的偶发（小概率）事件，不必多虑。在中华大地上，每天大大小小的见义勇为何止百万，因而引发猝死的，几乎绝无仅有。其次，法院认定，医生要承担1.5万（40万的3.75%），是衡量双方的社经条件，对医生而言，这个金额是在可堪负荷的范围里。

最后，值得众人注意的，其实不是3.75%，而是另外的96.25%。如果经过上诉，法院维持原判，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先例：做好事引发的纯意外事件，行善者毋需承担“过失责任”，最多要分摊微量的“保险责任”。

对法律学子而言，这个意外事件隐含了重要的法律概念：医生劝阻/口角/病发猝死，这是环环相扣的“事实”。然而，法院认定，医生劝阻和大爷猝死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那么，“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何区分呢……

*熊秉元，家喻户晓的法律经济学家，曾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推翻著名的“科斯定理”。在华人经济学界，与张五常、黄有光、林行止并称为“四侠”，现为浙江大学“千人计划”特聘教授（法学专业），担任浙江大学法律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多所国内外高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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