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培养九个子女成才，梁启超如何缔造中国最精英家庭？ “最牛老爸”梁启超上过历史课的人都知

“最牛老爸”梁启超

上过历史课的人都知道

梁启超

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学术大家

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但历史书上一定没有告诉你，梁启超或许还是近代史上的“最强老爸”！

他言传身教、悉心培养，儿女个个事业有成，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这种近代以来难以复制的家教传奇！

来看看梁启超的家教成果——

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启礼均为中国院士

三子梁思忠：毕业于西点军校、炮兵上校

四子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家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

次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

三女梁思懿：社会活动家

四女梁思宁：新四军早期革命军人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是因为基因好啊，天生聪明，而且出身名门，起点本来就比普通人高。但是莫忘了，名门子弟中，也出了许多不成材、不成器，甚至为非作歹的例子，像这样兄弟姐妹九个人，各自在不同的领域有所成就，一定与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分不开。

那么问题来了，梁启超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他究竟如何一手缔造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最精英家庭？答案就是以下几点：

梁启超皆成大才的九个子女

重视早教

梁启超早在1897年，写过一篇《变法通议?论幼学》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阐述了早教、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在流亡日本的14年间，是梁启超和子女相处较多的时间段。虽处在流亡，生活清苦，但思顺、思成等儿女都有着美好、快乐的童年，都得到了父亲很多的关爱和教育。

梁思顺初到日本，是在家中由梁启超教她读书。后入学，梁启超也一直关心她的学习。据《双涛园日记》，1910年正月、二月，梁启超为思顺“讲书”、批改日记、作文有20次，有时竟至彻夜。

梁启超虽忙于办报、办学、撰稿等各事务，但一直没有放松对孩子们的关心和教育。他注意在家中营造适合孩子成长的轻松、快乐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很亲和，和孩子一起玩耍，教他们背诗词，给他们讲故事，还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们知识和心智上的启迪。

1910年，梁启超抱着2岁的思庄和3岁的思忠

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直到现在，很多中国父亲都很难十分直白地对孩子表达爱。但梁启超经常会告诉孩子们，自己有多爱他们。他曾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如此表白：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

梁启超的400封家书，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与孩子们平等而亲切的心灵对话。他称长女思顺“大宝贝”“娴儿”“Baby思顺”“顺儿”，称小儿子思礼“老鼻”“老白鼻者”“老Baby也”，给思懿起了“司马懿”的外号，称思庄为“庄庄”，思忠为“忠忠”，思达为“达达”，思宁为行名呼为“六六”，或者集体称为“大小孩子们”“大孩子们、小孩子们”等。

梁启超的书信没有一般长辈常有的说教，没有疾言厉色的训斥，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只有循循善诱，没有呵斥指责，只有建言建议，没有武断命令，只有娓娓道来，没有简单粗暴，只有信任通透，没有遮遮掩掩。

“嗟夫思顺，汝悉我今夕之苦闷耶？”

梁启超不会为了父亲的威严，而在孩子面前遮掩自己的脆弱，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失望与希望，都与孩子倾诉，让孩子听到自己的心声。

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期间，与思顺、思成、思永的合影。1906年摄于日本东京。

优质的学校教育

梁启超总是不计成本、大量投入，他宁肯别的地方省一点，也要让孩子上好的学校、让孩子留学。

梁思成、梁思永在留学前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其他子女也打算送出国留学，但因梁启超过早去世，未能如愿。后来，思达、思宁入了南开大学，思懿上的燕京大学。

梁启超为了对孩子成长更有助益，大力支持子女远涉重洋、负笈留学，增广知识、开阔视野。9个子女先后有7个曾到海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他晚年，有5个子女同时求学、生活在国外。

梁启超对儿女的读书、学业是非常重视的，认为这是一个人立身的基础。他常常提醒子女要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强调“汝辈学业切宜勿荒”“欲汝成学之心犹切”，他并不看重结果如成绩、文凭等，不看重是否出色、成功，而是强调要有尽其所能、刻苦学思等学习态度与治学精神。

在治学上梁启超要求子女既要广博又要专精，并希望子女兼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国学，主张“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力主中西古今文化的融会贯通。

1919年欧洲考察团成员合影（前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

把人做好最重要

不强求成绩，不干涉兴趣，但梁启超也有一件最看重的事情：品行。

他曾说：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

如果说在教育方法上，梁启超是个“西方式爸爸”的话，在对孩子品行的要求上，他更接近于自己的父辈：传统的中国士人。

梁启超本人接受的是十分传统的家庭教育，他的祖父是一名秀才，父亲没有考中功名，一直在家乡教书，算是受尊敬的读书人。他的母亲也是读过书的女子，在梁启超很小的时候，就教他认字、背唐诗。

在读书上，梁启超很快显露出超凡的天赋，“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放到现在绝对是天才少年，但父亲依旧待他十分严格，不仅要刻苦读书，课余还要帮家里在田间劳作，决不可“做游手好闲之人”。

所谓严父慈母，母亲待梁启超十分慈爱，但在大事上也绝不会纵容。六岁那年，梁启超因一件小事撒谎，一向“终日含笑”的母亲为此盛怒，命令他跪在地上“力鞭十数”，并警告他，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乞丐。

这段故事，梁启超一直反复讲给自己的子女听，他还让孩子们从小读《论语》《孟子》，教导他们“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道理。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重视情感教育

梁启超很注意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注意培养孩子们热爱和尊敬长辈及其他亲人，注意培养孩子的同情心、感恩心，启发他们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一个有爱心、有感恩之心的人。

1924年，梁启超的夫人李惠仙乳腺癌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下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

我生多难，君扶将之

我有疑事，君榷君商

我有赏心，君写君藏

我有幽忧，君噢使康

我劳于外，君煦使忘

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他在书信中向孩子们推介了《祭梁夫人文》，希望借这篇饱含深情的祭文，对子女进行情感教育，让他们感悟家庭的责任，感悟以孝为本的亲情，感悟学会感恩的必要。

梁启超9个子女在父母的倡导下，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姐妹情深的和谐氛围。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他对子女之间所展现的友好相亲的天伦之情，总是给予及时的鼓励与肯定。

此外，梁启超强调：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握住了。

梁启超在书信里，不时地给孩子寄去自己的诗作、词作，抒发自己的儿女之情，也借以催化孩子们的情商、情调、情趣。他给子女的诗词，反映出一片蔼然、温馨的父子父女之情，很有人情味。

1925年致思顺、思成的《虞美人》写到：

一夜愁里频来去，泪共沧波助

悬知一步一回眸

篏着阿爷小影在心头

天涯诸弟相逢道，哭罢还应笑

海云不碍雁传书

可有夜床俊语寄翁无

1938年，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在昆明西山华亭寺。

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

梁启超也关注孩子的职业,他认为事业无所谓大小,个人因自己的地位和财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就是可敬的.

梁启超主张，职业最好与人的理想追求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把就业视为谋一饭碗。1928年他致信梁思成夫妇，认为职业是求自立，但最好符合自己的理想追求，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的痛苦，倒不值得。

如果梁启超生活在现在，他绝不会去写《我的儿子读哈佛》之类的畅销书，因为“读名校”“升官发财”之类。根本不是他对子女教育的目标。

梁启超的子女中，大多学的不是所谓的“热门专业”，但凡是真心喜欢且对社会有益，他必定全力支持。梁思成主修建筑史，梁启超深知这个专业找工作不易，但依然全力支持儿子的学业，次子梁思永立志投身考古，他便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参加实地考古工作。

他也会给子女提建议，但绝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们，本来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思庄尝试之后，自觉兴趣不大。他便又忙写信道：

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业非常关心，却并不在意一时的考试成绩，梁思庄在刚到加拿大时，一次考试在班上只得了第十六名，十分沮丧，梁启超得知后，立刻写信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

后来，思庄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中说：

我认为

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

生活在有价值中

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

那生命便成为沙漠

要来何用？

通俗地翻译一下

大概就是：

人生要是没乐趣

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

他在给梁思成的家书中曾这样写：

思成所学太专门了

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

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

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

稍多用点功夫

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

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

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

厌倦即为苦恼

乃至堕落之根源

1934年，思宁、思懿、思礼、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

教孩子但问耕耘、莫问收获

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自己坚持不发不义之财、不挣昧心之钱，也注意对子女进行财商、理财方面的教育，告诫他们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鼓励他们自强自立，既不讳言功利，也要看淡名利。

他在评说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制胜法宝时，写下“晋商笃守信用”六个字，在夫人李惠仙投机失败后，他写信告诫子女：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始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

1927年，梁启超曾对思成说：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梁启超子女1908年摄于日本横滨双涛园。思顺（后排最高者）、思永（思顺前）、思庄（中间椅子上最年幼者）思成（右一）、思忠（右二）

梁启超一生忠贞爱国、矢志不渝、他的9个子女也都从小形成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感情，都和父亲一样始终怀抱一颗爱国之心。

当时国内局势动荡，梁启超一度希望梁思成先在美国找个职业，等国内安定了再回国为祖国服务，但最终思成夫妇还是及时回到了饱经磨难的祖国。这让梁启超深感欣慰，他们回国后与祖国共患难，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了贫病交加的艰苦岁月，不改以所学报效国家之志。

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按照父亲工业救国、科技救国的思想，赴美读了工科，成了中国一代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多年后，当记者问及：“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持着您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航天事业”？梁思礼的回答：“是一种爱国与奉献的精神”“我内心的爱国思想源自父亲”。

即使在梁启超过世后，梁氏子女依旧牢记着他的这些教导。抗战期间，梁思成、梁思永全家踏上颠沛流离的流亡之路，长女梁思顺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生活极为艰辛，但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三子梁思忠身为军官，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小女儿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

梁氏兄弟姐妹九人中，有七人都曾经留学海外，而且都是哈佛、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名校。学成后，他们全部选择了回国。在梁家，“报效祖国”这四个字，从来不是一句说来好听的空话。

而这，或许正是我们为何如此尊敬梁氏一家的原因，在这个崇拜成功、膜拜金钱的时代，总该有人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