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社会变迁与转型( 三 ) 在长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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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的历史渊源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宫云维的报告题为《历史文献中的“浙商”及其内涵》。
“浙商”一词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文献记载中叫法不一，有“闽、浙商旅”“二浙商人”“两浙商贩”“广南、福建、淮、浙商旅”“浙商”“两浙商人”等，但都指向同一个群体——“两浙”地区的商人。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80），合浙东、西道为两浙道，置都团练观察使。这是“两浙”一词首次以行政区域名称出现于文献中。唐人诗文中也从此开始出现“两浙”一词。总的来说，今浙江省的主要辖区在宋代仍是属于“两浙路”的，因而，宋人习惯于称今浙江地区为“两浙” 。所以，宋人文献中的“两浙商人”“二浙商人”，即指该地区的商人。
“浙商”一词虽然在宋代就出现了，但直到元代，仍没有约定俗成。受行政区划以及国祚较短的影响，元代对今浙江地区的称谓仍沿袭了宋代的“两浙”，元人著述中的“两浙”一词，也仍然是宋代的两浙路辖域。明初，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全国陆续设置了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浙江布政司是其中之一，辖境基本与今浙江省行政区域相当。因而，“浙江”一词作为行政区域的指代，开始在更大程度上取代“两浙”，作为专有名词的“浙商”一词也明显增多了，并从明代开始约定俗成。清康熙以后，随着正式置浙江省，“浙商”作为“浙江商人”的简称，被广泛应用。
以“浙商”而言，历史文献中的浙商，其经商地域并非只限于浙江境内，其从业人员也并非全都是浙江籍。外省籍人士在浙江境内经商的，也有称为“浙商”的。
明清杭州官营织造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余清良的报告题为《明清时期杭州官营织造研究》。
明清时期的丝织手工业主要集中在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杭州是其中重要的丝织业中心。
明代杭州有织造府和织染局两个具体的官营丝织生产机构。织造府是官营丝织生产的管理机构，其附设的机房，主要“掌织造御用袍服” 。而织染局是主要的生产机构。明代杭州织染局先后建有南局、北局（又称旧局）和新局三局，三局中因南局早废，所以其生产又主要集中在旧局和新局二局。作为织染局内部最主要生产场所的新局，由原尚书赵文化宅改造而来。明代尚书是朝廷重臣，一般也都富甲一方，尚书府规模肯定不小。再加上同样规模十分庞大的织造府和原先的南局，明代杭州的官营织造机构总的建置规模极其庞大，在明代杭城中影响也十分巨大。因墙门朱红，久称“红门局”，清代重建杭州织染局后，沿袭其称呼，称之为“红门局” 。由于织染局坐落的缘故，其四周市场繁荣，每日聚集的工匠众多，所以今涌金门附近地方被称之为“闹市口” 。
“织造”，又称之为“监督”，全称为“督理苏杭等处织造”或“苏杭等处织造督理”，是各织染局的主管官员，其主要职责是“掌造作缣帛纱縠之事，用异其物，品异其式，月有要，岁有会，检其不法者” 。清代织造一职官定级别不高，但由于一般都是钦差，所以又称之为“钦差督理苏杭等处织造” 。正因为如此，其在地方上的地位得以与江、浙两省督抚并列。对此，清政府有明文的规定：清代织造一职不管其实际官阶（品级）多么低，但由于是一员钦差，因此其在任内是可以与地方督抚、司道运司平起平坐的，其实际所处地位平列。正由于此，当杭州织造调任暂缺时，其职掌一般由浙江巡抚代理。
杭州织造一职的职位及其职掌在清代曾一度有所变革。早在清雍正年间（1623-1735），杭州织造除管理自身的织造事务之外，还曾一度兼管杭州南新关、北新关两关的税务。到清乾隆（1736-1795）末年的时候却一度遭到撤革。
在明代浙江的十织染局中，杭州织染局无论是其建置规模还是产量，均为首位。在全国所有的地方织染局中，杭州织染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岁改额上还是在各种加派额上，杭州织染局历来都是明政府派织的主要对象，所承担的各类段匹成造额，在全国的总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到了明中后期，更是明朝廷织造所依赖的重点，唯一能同其相提并论的只有苏州织染局，苏、杭二局实际上是明代官营织造的主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