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15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社会变迁与转型( 二 ) 在长期的历史

邹振环认为，聂璜一方面作为吸收多元知识的文化人，一方面作为站在中外文化边缘上的民间艺术家，他在中外知识和画艺交流和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清代博物学史上特殊的时空，既是沟通中外跨文化知识和画艺的知识人，同时也是沟通本土大传统与小传统二者之间的桥梁。
近代上海对浙江茶叶产销的推动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的报告题为《近代上海与浙江茶叶产销》。
19世纪80年代后半叶始，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外国银行与钱庄建立起了信用和资金融通关系。农副产品贸易每年数十亿元的资金，绝非直接从事这项贸易的商人们所能承担，这些款项主要依赖以上海为中心的钱业市场的调拨。在浙江各地茶叶产销过程中，主要提供资金支持的上海茶栈的作用甚为关键。通常上海茶栈借贷资金给浙江本地茶商，让其大量收买茶叶运至茶栈，由茶栈代销。茶叶出售后，茶栈会从收益中扣除债款本利及一切费用佣金。如有亏损，由茶商负责补偿。
上海茶栈的资金运营模式，深入浙江茶叶产地。以淳安威坪镇的德兴祥茶号为例，德兴祥茶号与上海胡俊章直接交易，并自己制作茶叶。1915年，两家交易额为866箱，1箱按40斤计算，1箱平均价格为12元左右。据传，德兴祥茶号资本金由胡俊章融资提供，每年大约1万元借贷资金用于茶叶经营。这种资金运营模式，也见于浙江当地的一些茶行。
戴鞍钢认为，近代上海开埠通商后，作为中国海内外交通、商贸和金融中心城市所独具的综合优势和强大的辐射集聚功能，对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的茶叶产销产生了持续有力的推动，也明显促进了沪浙两地经济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乌镇的“栅”与“坊”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敬斌的报告题为《街栅与坊门：明清江南城镇的空间秩序一题》。
明清时代通过在街巷出入口立栅，实行夜禁，在夜间封闭交通要道和居住、商业区的做法，在江南可谓屡见不鲜。街巷栅门的设立属地方政府控制城市空间，维持治安的重要手段，其反映出的城市治安管理的精神实质，与唐代都城的坊市制，乃至更早期的城市坊里制度相差无几。近代影像资料中，偶尔可见江南城市中坊门的存留，功能类似于街栅，在入夜之后或有寇警之时，只需关闭门栅，即可封闭一段市街，发生火警的时候，结合两侧屋顶的风火墙，也具备一定的防护隔断作用。
不仅是在作为行政中心的治所城市，在传统上被认为位居政府行政控制薄弱环节的市镇，“栅”作为夜禁和封闭管理理念的物质体现，同时作为聚落空间秩序的鲜明标志物，也存在大量的历史记录。江南市镇多设“四栅”，大体上将市镇内部空间约束成了一个类似“坊里”的封闭式结构单元，栅门与沿街、沿河民居店铺建筑的墙体共同构成了市镇建成区的边界和防护体系，虽然并不存在如隋唐长安那样规整严密的坊和坊墙，其空间秩序管理的基本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或是地处要冲的市镇而言，“四栅”以内，在街道曲巷的沿线，或仍有建坊立栅，分段锁闭的情形，典型的是乌青镇诸“坊”（乌镇原本分为乌镇和青镇，1950年乌、青二镇合并为乌镇，即今日之乌镇）。乌青镇旧有七坊，常春坊、仁里坊、通霅坊、宁秀坊、熙和坊、袭庆坊、积善坊。清代设迎春坊（青镇东栅大街）。除了袭庆、积善二坊外，这些“坊”大体与乌青镇几条大街重合，可能有坊门或坊牌建立，其规模大致与“四栅”相当。至近代，变为四十七坊。根据镇志对各坊起止的详细叙述，这些坊将全镇最重要的四条大街逐一分割，从存留至今的坊门形制看，主要起到维护治安的作用。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可以推测，坊的数目的增加、坊门墙的建设，也许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为了加强镇区的治安防卫而推行的。在这一坊制下，通衢大道被分割为数量众多的小单元，夜间重重锁闭，便于居民商户逐段组织治安巡察和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