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董春方：高密度的城市是人类生存的梦魇还是活力的体现？ 1994年

1994年，同济大学教授董春方第一次去香港。当时，内地刚刚踏上发展的快车道，城市化水平和东方之珠香港不可同日而语。他被香港高密度城市景象深深震撼。
1998年，董春方再次去香港并居住、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起初，他感到非常压抑，觉得这种极端高密度的城市如同人类生存的梦魇，但是两周后，他就喜欢上了这种高密度的繁荣。
“也许从环境行为学来说，两周也正好是一般年轻人对一个新环境的适应时间。我喜欢香港的多样性，喜欢它紧凑的亲和的空间尺度，喜欢它的喧闹，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整体性的繁荣景象给人留下充满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印象。”
每一个建筑师的成长经历生活经历和受教育经历都会对他们的建筑观念产生影响。20多年前的这段经历，让董春方开始关注并研究建筑和城市的“高密度” 。
11月7日，董春方携新书《高密度发展与建筑实验》来到同济书店，与建筑师、学者们一同探讨对城市高密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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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发展与建筑实验》书影
“我们没有选择”
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人群、夜晚辉煌的灯光……高密度的建筑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繁荣的标志。一些人由衷热爱城市的高密度、快节奏，另一些人厌恶密集带来的压抑感受。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城市本身就是人类集聚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密度是城市难以避免的结局。
“高密度难道真的是人们描述的一种生存梦魇？还是有它的优势和价值？如果高密度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我们建筑还能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生存的空间环境变得更好一些。有什么方法，可以在高强度开发之后仍然能够保证一定的空间质量？”上海同样是一座高密度的城市，从香港回到上海，董春方如此自问。
曾经，中国一直是“地大物博” ，高密度远离我们的生活经验。但是在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后，土地的稀缺与人口以及城市的膨胀需要空间之间的严峻矛盾摆在大家面前。
董春方提供的一个数据表明，中国的可宜居的地域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4 ，而优质良田仅占国土面积的16% 。同时，大部分的人口所在地域是与优质良田高度重叠的， “像中国这样人口基数大土地稀缺的国家，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接受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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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方
3块土地， 10余年研究
2009年，系里蔡永洁老师希望董春方给硕士研究生开设一门设计课程。他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
彼时，董春方对有关城市高密度发展与建筑生成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积累了一些研究与设计经验成果。同济大学身处上海这座大型高密度城市，董春方觉得，学生应该利用这种唾手可得且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对生成于这种环境的建筑现象有更切身的认知，从而生动地学习一些处理高密度的建筑智慧。
最终，这门课程成为一个“高密度发展与建筑实验” ，董春方等老师择了三块土地来做这个实验，包括苏州河旁的一块用地，金陵东路的一块用地。
课程进行了十余年，密度实验也进行了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参与实验的师生们一同，通过三块地块上的建筑实验，反复验证校对他们所发现的针对高密度环境的建筑生成的一般规律，以建筑为本，寻找城市高密度环境条件下的建筑构成中的密度潜能和特质，探讨能够提升建筑空间的质和量，并协调共生于城市高密度环境的建筑应变原理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