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中文系黄健教授认为，鲁迅自称“不爱江南”，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文化、美学等多种因素 。鲁迅在1935年写给萧军的私人信件中，透露了自己的一个偏爱，即在谈及对江南的认识和感受时，他明确表示：“我不爱江南 。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 。”从现代心理学维度来看，鲁迅童年和青少年成长期所遭遇的家庭变故和人生变化，是他“不爱江南”的心理源根，而在他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中国文化所作的反思、反省和批判，特别是对于处于现代转型的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人生及其国民性所作的深入思考，则是他“不爱江南”的思想文化根源 。
从美学维度来看，鲁迅更喜欢那种“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式的粗犷、雄浑、宏大、豪迈的崇高之美 。这种有利于促进国民性改造的审美偏爱，可以看作是他“不爱江南”的美学根源 。将鲁迅的这种美学偏爱和审美理想，置于现代中国由“旧”向“新”转型的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来认识与把握，就不难看出他对于现代中国的文明、文化和美学建设所作出的方向性指引，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因此，透过鲁迅“不爱江南”的情绪性表述，认真探究他“不爱江南”的背后根源，就可以发现蕴含其中的他的人生观、文化观和审美观等诸多的精神要素和内在的逻辑结构 。
北京鲁迅博物馆姜异新研究员整理鲁迅补绘的《於越有明三不朽图赞》，由“三不朽”的儒教内涵、图赞体的文学性及鲁迅对张岱文章风格的传承，钩连起反圣贤小说《阿Q正传》，论证鲁迅钞校古籍与新文学创作之间的对话关系 。在新文学实践中，善于法古的鲁迅批判性地继承了古典文学中的自然之道，又祛除传统伦理道德的魅影，突降和消解圣贤的权威，以现代诗学重新编码，让文学回归生命本位，回归人之为人的本性，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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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辑校的《古小说钩沉》
上海鲁迅纪念馆李浩研究员梳理了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对古文献的辑佚，鲁迅自1909 年 8 月从日本回到中国后，在学堂任职的同时开始着手《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所包含的各部古小说集等古籍的辑佚 。其中《古小说钩沉》各部的辑佚应该是他青少年时期工作的继续：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与其年少时的兴趣爱好——绘画有关，但是他的兴趣并不限于图画，又扩充到文字上边去，青少年时代的鲁迅和周作人，热爱阅读，读后不尽兴，便有计划地开始做抄写和辑佚工作 。
此外，受其老师寿镜吾的影响，鲁迅更加偏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章 。由此，少年时代的鲁迅，开始辑佚《古小说钩沉》诸书，一是源于他的兴趣爱好，二是来自老师寿镜吾以及家族长辈的影响 。该书辑录了从周代至隋代散佚小说共 36 种 1400 余则 。这些整理故旧的成果也可视作鲁迅心灵抗争之作 。参与五四文学革命后，鲁迅能够作成熟老练的、文体多变的白话文，并被今天的人们奉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圭臬，其中有辑佚整理古籍的功绩在的 。
更重要的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见所思所得，并没有因这些古籍所吞没，而是将日本的所见所思所得渗透到这些散佚不整的古籍中，以现代思想、方法来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留，从而塑造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传统 。使之重新发挥出它们的光泽，成为现代中国传统的内容之一 。
苏州大学汪卫东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许祖华教授、复旦大学张业松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李生滨教授、温州大学彭小燕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黄轶教授等学者，也分别对鲁迅与江南文化的关系、《野草》中的江南书写、鲁迅笔下江南故乡的风物人情、江南作为打开鲁迅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交流、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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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鲁迅故居
苏州大学汪卫东教授提出，“不爱江南”的江南叛逆之子鲁迅在于江南的关系上有一个值得被探讨的问题，那就是：江南作为鲁迅感受和叙述中国的原发地，如何成为他反思传统与自我的“场所” 。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业松教授就《野草》中有比较明确的江南书写——《雪》、《风筝》和《好的故事》三篇展开，在内容层面属于对江南生活的回忆和想象；在意义层面是作为北国的对位，借以确认当下处境和姿态；在艺术层面则取个人经验的社会化途径，经由个人情感与记忆的赋形使其得以“升华”和“净化”，总体上属于“苦闷的象征”的一种形态，同时也铸造了关于江南的社会记忆的一种形式 。通过细解三篇作品中的“江南”、“悲哀”和“故事”，讨论了鲁迅在身与心、罪与恕、真与幻的回环往复之中的书写策略和心理与情感隐微 。

稿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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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澎湃新闻|于江南文化中探析鲁迅(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