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财税改革以来 ， 伴随着城镇化建设大潮 ， “卖地”成为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 。 2010到2017年 ， 土地出让金在地方基金性收入中的占比持续维持在80%左右；2018年 ， 地方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5万亿 ， 占到了当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66% 。
单纯依靠“地价涨---房价涨---GDP涨---地价涨”的内循环 ， 在过去十几年非常好用 ， 但是走到现在已经快走不通了 。
一方面 ， 房贷占居民收入比已经高达63%左右 ， 高房价抑制消费早已老生常谈；另一方面 ，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促进效应是“倒U型”的 ， 而目前已经逐渐趋于“临界值”——即挤出效应超越拉动效应 ， 加之调控政策的严格执行 ， 地方政府已经到了寻找新收入模式的关键时刻 。
近期蹿红的合肥显然是这个班级里的尖子生 ， 无论是顶着压力拿下的京东方 ， 还是存储芯片领域杀出的黑马合肥长鑫 ， 抑或是今年刚用70亿引进的蔚来 ， 都是“风投治市“威名最朴素的诠释 。
作为一个在2000年仍排在全国82位的城市 ， 合肥依靠着一次次“产业豪赌”不断挖掘着发展的第二曲线 ， 实现了经济逆袭 ， 自然被很多地方奉为圭臬 。 然而 ， 这套模式学起来并不容易 。
早在2005年 ， 江西新余就从仅有的18亿财政中拿出2亿补贴引入赛维光伏 ， 但随着光伏热退潮 ， 赛维兵败如山倒 。 7年后 ， 当年到期的5亿债务还得动用省财政基金用于偿还 ， 危机爆发时直接造成新余市财政收入下降13.5个百分点 。
2016年 ， 江苏淮安引入投资额450亿的芯片公司“德科码“ ， 但花光了政府出资来买设备、挖人后 ， 项目居然就烂尾了[2] 。 2017年 ， 武汉市投资了百亿元的半导体项目“武汉弘芯” ， 三年后便停滞了 ， 土木都没有完工 。 而投资了40亿元的南阳政府 ， 只换来了一个“喝水就能跑”的青年汽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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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尾的武汉宏芯
合肥模式的成功 ， 既有“产业配套+长三角城市群区位+高校研发”的科学打法 ， 但也不可避免有“风险”投资的概率成分 。 二三线城市拿着纳税人的钱参与博弈中 ， 能力和运气都非常令人担忧 。 相比之下 ， 承接科技企业的研发中心、公司总部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买卖 。
研发中心带来的不仅是GDP ， 更是生生不息的人才 。 2017年 ， 教育培新机构“尚德”入驻武汉光谷 ， 打头阵的只有一个10人组成的人力资源团队 ， 但如今尚德在武汉买下了3栋大楼 ， 在岗人数超过4500人；而在线教育公司“猿辅导”入驻不足两年 ， 员工已超过5800人 。
“互联网+教育”产业不仅有望让武汉成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高地 ， 更会通过科技外溢带来无限可能 。 引入科技企业、留住未来人才的思路 ， 也并不是新鲜事儿 。 地方政府也都动过心思 ， 但并不是所有科技公司都感兴趣 ， 毕竟要考虑到异地管理、经营的难度、压力 。
然而 ，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 正改变着科技公司的想法 。
飞书、钉钉、企业微信等工具的快速迭代 ， 大幅改善着远程管理的效率 。 甚至有网友担忧 ， 当老板发现不需要豪华工位、不需要高额差旅费也能完成业绩时 ， 福利下降该咋办 。 海外科技巨头也在适应新趋势 ， 推特、微软都宣布部分员工可以无限期居家办公 。
用二三线城市的低成本 ， 完成一线城市的管理、经营效果 ， 对于科技企业而言 ， 就两个字：真香 。
今年前三季度 ，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大幅下滑 ， 如何守住地方财政的“钱袋子” ， 便成为急需作答的大题 。 如果在以前 ， 承接科技企业研发中心只是一个备选项 ， 但在土地财政、风投模式、疫情冲击的多方要素影响下 ， “承接高科技产业转移”已经是一种大势所趋 。

稿源：(饭统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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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一线城市|科技公司，请逃离一线城市(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