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讽刺意味的是 ， 在华为青浦研发中心开工的两个月前 ， 豪掷30亿盖楼的那家深圳公司 ， 将总部大楼以25个亿的价格卖掉 ， 用来补充自己愈发紧张的现金流 。
在中国产业升级 ， 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 ， 科技公司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豪情一掷 。 把研发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线城市 ， 不光是企业成本控制的理性选择 ， 也是在一线城市房价长期走高的当下 ， 对寒门员工们的一种负责 。
企业研发中心到底是坚守一线还是转移二线 ， 考量的不仅是决策者的能力与视野 ， 还有他们选择“为谁发声”的决心 。
隐身的二线城市
工程师和程序员买不起房 ， 并非中国特色；科技公司往小城市搬 ， 在全球范围内也有迹可循 。
2019年 ， 纽约市中心一套公寓的平均中位数是169万美元 ， 市民平均月收入中位数4500美金 ， 要想在纽约买到一套房 ， 需要美国房奴不吃不喝还贷整整31年 。 硅谷也好不到哪去 ， “59%的科技工作者都认为硅谷房价太高” ， 一度是推特和reddit上的热门话题 。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 ， 美国人民拿出了实际行动：《SeattleTimes》报道 ， 休斯顿每年有大约10万人流出 ， 洛杉矶有大约11万人流出 ， 纽约则是20万 。
昔日汽车行业霸主通用汽车 ， 也曾受困高房价高成本 ， 不得不把IT中心搬到了沃伦、奥斯汀和亚特兰大 。 有着南方硅谷之称的亚特兰大的房价 ， 大约只有纽约的三分之一 。 而美国近几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西雅图 ， 房价中位数也只有纽约的41% ， 聚集了波音、微软、亚马逊的总部 ， 以及谷歌、英特尔、IBM的研发中心 。
在2018年的美国财富500强中 ， 达拉斯和双子城这些美国的二线城市 ， 企业总部数都高于旧金山、洛杉矶等超大都市 ， 60%的企业总部分布在六大都市圈以外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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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富500强地域分布
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欧洲 ， 高科技公司也呈点状分布 。 英国最大能源公司BGGROUP总部只有两条主干道的温莎；欧洲最大航空发动机企业罗尔斯-罗伊斯总部位于距伦敦183公里的德比 。 大众总部在沃尔夫斯堡扎根时 ， 这座城市人口才刚刚突破十万 ， 只有一个私人和企业用途的支线机场 。
近两年成为网红的光刻机霸主阿斯麦（ASML） ， 诞生于仅有四万多人的荷兰小镇费尔德霍芬 ， 与其在半导体领域舍我其谁的地位格格不入的是 ， 阿斯麦总部门口到现在还是一片荒地 。
相比之下 ， 能有这种意识的国内高科技公司 ， 大概也只有华为 。 早在90年代 ， 华为就将总部搬到了远离深圳市区的龙岗坂田 ， 2018年又搬到了深圳和东莞之间的松山湖 。
在2010年之后 ， 华为在一线城市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平 。 不过即使这样 ， 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中心向二线城市迁移 。
然而除了华为 ， 扎堆一线始终是国内科技行业的主旋律 。 离开了北上广深 ， 基本意味着与互联网、高收入以及大平台绝缘 。 2020年8月 ， 《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 ， 大陆地区共计117家企业入选 ， 首都北京以55家的数量独霸半壁江山 ， 北上深三地更是占据了中国榜单数量的三分之二 。
但另一方面 ， 在北上广深安居又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 脱发、996和35岁下岗完美诠释了一线城市内卷精英的独特文化 。 强如柯洁 ， 也需要打赢一次三星杯 ， 才能在北京二环勉强买一个卫生间 。
逃离北上广也成为2016年的年度热词的背后 ， 是源源不断的青年精英 ， 被一台名为理想的抽水机推动着流向超一线 ， 然后在榨干最后的精力之后 ， 又被送还老家 。
与欧美不同 ， 作为承接一线城市产业溢出的二线城市 ， 却长时间隐身在中国科技版图之中 。 在《财富》的世界五百强的榜单之中 ， 即便是以高校众多、产业基础雄厚著称的西安与武汉 ， 上榜的企业总数也仅有三个 。

稿源：(饭统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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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一线城市|科技公司，请逃离一线城市(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