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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成一家和胡毅峰产生冲突 。 受访者供图
而此时 ， 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团队开始筹备拍摄一部城管题材的纪录片 ， 他们把镜头对准了胡毅锋所在的中队和王天成一家人 。
针对占道经营的行为 ， 武汉城管推行“三步式”执法：第一步是温馨提示 ， 劝离对方；第二步是责令整改 ， 要求对方在指定时间内离开；第三步是下达违法通知书 ， 并暂扣对方的经营工具 ， 进行处罚 。
摄制组开始拍摄时 ， 城管对王家的程序正好走到第二步 。 摄影师程春霖负责跟拍城管 ， 第一天去拍摄时 ， 他换上了一身城管的浅灰色制服 ， 扛着一台显眼的摄像机 ， 跟着几名城管去给王天成下责令整改书 。
刚开始 ， 王天成态度温和 ， 说 ， “今天我高兴 ， 首次给你们签字” 。 但当城管提到他必须搬离时 ， 他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 ， 看到程春霖的镜头 ， 直直冲了过来 ， 扯着程春霖的衣服 ， 想砸摄像机 。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强势的小贩 。 ”程春霖说 。
在和城管的博弈中 ， 王天成从不妥协 ， 拒绝签整改书 ， 拒绝换地方做生意 ， “局长来了我都不会答应” 。 他有自己的策略 ， 把事情闹大 ， 招来围观 ， 再开始诉苦 ， 获取同情 。 他知道城管不敢动手打人 ， 就用西瓜砸他们 ， 追着他们打 ， 用力拍着胡毅锋的胸口大喊 ， “我要活 ， 我要治病 ， 我要生存权 。 ”
当镜头刚介入时 ， 王天成有些抗拒 。 他认为自己和城管之间的力量是对等的 ， 害怕镜头会改变这种平衡 。 但后来 ， 他学会了利用镜头 ， 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
纪录片里有一段 ， 王天成拿着《宪法》 ， 对着胡毅锋念里面针对残疾人和贫困户的法律 。 胡毅锋记得 ， 当时王天成追着他走了几百米 ， 接近一家酒吧时 ， 一支乐队走下来 ， 旁边也有人拿着摄像机拍 ， 王天成很快跑了过去 ， 对着那台摄像机继续念法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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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被城管要求搬离后 ， 王天成躺在地上向围观群众诉苦 。 受访者供图
在这位70岁的老人面前 ， 城管显得手足无措 ， 动用了很多非常手段 。 为了弄清王家卖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 ， 他们先是派了个年轻城管去记账 ， 结果账本被王天成撕烂 ， 年轻城管也被他骂得掉了眼泪 。 有人想出办法 ， 去王家旁边支个小摊 ， 假装是北大青鸟的招生人员 ， 偷偷地观察 ， 偷偷地算 。
要量清楚王家的占道面积也不容易 。 城管试过趁凌晨去量 ， 被睡在货车里的王兆阳发现 ， 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单位 ， 他们怕王天成上门找碴 ， 还嘱咐门卫关上了单位的大门 。 最后 ， 城管出动了一辆大巴、40多位装备齐全的城管 ， 用盾牌把王天成控制住 ， 才把任务完成 。
那段时间 ， 是胡毅锋十几年的城管生涯中最焦头烂额的时候 。 他人长得高 ， 讲话的嗓门也大 ， 工作时严肃 ， 但脾气很好 ， 可那几个月他偶尔也会忍不住冲着摊贩发火 。 他跟程春霖抱怨 ， 为什么明明已经做了很多事 ， 但还是看不到效果？“就像李副队在片子里说的 ，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 ， 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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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梦”
王家人想要扎根武汉 ， 是从王兆阳有了女儿萍萍开始的 。
祖祖辈辈都在农村生活 ， 王天成年轻时 ， 有过进城的机会 。 第一次是中学毕业后 ， 他报考空军 ， 考试通过了 ， 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 ， 卡在了政审这一环 。 第二次是二十来岁时 ， 一位同乡听说内蒙古在招铁路工人 ， 约他一起去应征 ， 王天成想去 ， 又被母亲拦住了 。 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 ， 母亲裹了小脚 ， 没法下田种地 ， 他一走 ， 母亲不能独自生活 。
王天成留在了农村 ， 种地插秧 ， 娶妻生子 。 1978年前后 ， 市场经济刚刚放开时 ， 王天成就做起了小生意 。 每天半夜出发 ， 扁担往身上一挑 ， 走一百多里的路 ， 去附近的镇上卖烟叶 ， 卖到南阳 ， 回程时再装几瓶白酒 ， 回村里卖 。 靠着倒腾烟叶和白酒 ， 王天成撑起了一个家 ， 把儿子王兆阳拉扯成人 。

稿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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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武汉|武汉城管与“地摊王”的矛盾与和解(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