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一个想做“打工人”而不可得的时代正加速到来( 三 ) 中薪|高薪|时代|打工|到来|加速

得到他人的欲望，也即得到他人对自己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获得了他人承认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想得到他人的承认，又不愿意轻易承认他人，因为承认他人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屈服、自身欲望的不满足。所以在最初相遇的场域中，人与人将会进行一番“生死斗争”。其中，胜者成为被承认的主人，败者沦落为主人的奴隶。
成为主人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得到奴隶的精神性认可，另一方面可以从自然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与之相对的，奴隶则要进行被迫的劳动，他要把自然材料转变为主人享用的物品，而自己则被迫推迟或无权享用它们。但是，恰恰因为这个劳动，在黑格尔看来，让主人和奴隶的地位发生了转变。劳动迫使奴隶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掌握改造自然的本领，成为自然的驾驭者。同时，在创制物品的过程中，他将自己的主观的精神“客体化”为劳动的物质产品，使得被改造的自然世界成为自身精神的体现。最终，劳动创造的新的世界所实现的不是主人的意志，而是奴隶的意志。主人却因为生存和适应能力的丧失，不可避免地随着旧世界一起走向毁灭。反之，最初依赖他人的、受奴役的奴隶，最终显现为真正的独立的精神。奴隶成为主人，劳动完成了它的辩证历程。
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这与古希腊哲人将“思辨”看作是人的本质活动大不相同。对思辨的强调意味着人的存在领域本该与世俗与经验领域做出区分，或者说，人的实现应当是在“超验”领域的实现。而将“劳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核心，则说明了此世的、经验的领域才是人的生活空间，人的自我实现只能在经验世界里完成。但是，黑格尔笔下的“实现”又不是某种物质性结果的完成，它最终必然要体现为精神性的满足。即便是劳动所创制的物品，它的意义也在于其中所体现的主观精神。因此，黑格尔一面否认人在超验领域（比如理念领域，或者天国）的实现，另一面又拒绝人的自然物质性满足。他在世俗世界构造了一个纯粹的“精神政治场域”，在其中，每个人都是作为精神主体加入其中，并为了精神政治地位（权力）博弈和厮杀，或是屈从和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劳动不是人的生物性本能，而在本义上必定是对他人的服务活动。
但是，劳动的辩证力量恰恰源于它的物质性。因为人不仅是精神性的存在，同时还是物质性的肉体生命。人需要自然的物质产品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即便是掌握了“绝对知识”的智者也不可能摆脱吃喝的欲望。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主人需要奴隶来为他提供被改造过的物质产品，与此同时，奴隶因物质劳动而掌握了推翻主人的武器。主人在最初成为精神领域的主人，但他们忘记了物质领域的统治权对于生命来说同样重要。或许是出于懒惰，或许是出于无知，他们放任奴隶成为自然物质领域的主人。最终，他们猛然发现新的物质世界已经完全是奴隶的天下。这表明在“劳动”中同时包含着两个看似相悖的内涵：一方面，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精神性”需求；另一方面，劳动的辩证力量却是它的“物质性”能力。
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为机器所代劳，劳动的物质性维度逐渐走向消失。当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统领者，他们太清楚封建贵族曾经使用过的“辩证”手段，因此对无产阶级的劳动武器极为警惕。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在替代劳动力的方向上发展十分迅猛。从20世纪初福特公司的流水线、20世纪中叶的ATM机，到21世纪初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通过机器的优化和升级逐步蚕食劳动力在物质劳动领域的控制权。可以想见，在人工智能时代，大众终将完全丧失掉劳动的“物质性”维度。人们对劳动的需求将不再是为了某种物质产品的获得，只有精神性的满足还可能成为它继续存在的理由。
▍精神身份的劳作
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中发展了与物质劳动相对的“非物质劳动”概念。所谓“非物质”并不是说劳动与物质产品无关，也并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与身体无关。相反，它是一种新的范式，旨在说明经济现实与劳动价值将不再由资本或物质产品僵化地确定，而是在社会共同体中由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所定义和创造。打个比方，物质劳动就像机械化生产，它用一套固定的规则和模式来定义产品和劳动形式；而“非物质劳动”则像电脑或人工智能对符号信息的灵活处理，它能在与用户互动的过程中主动地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使用方式和环境条件。以互动为基础的劳动方式将无须迎合外在规则，而是以满足和塑造人的情感、情绪、感受为中心，所以又称为“情感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