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一个想做“打工人”而不可得的时代正加速到来( 二 ) 中薪|高薪|时代|打工|到来|加速

人工智能与普通的自动化机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能胜任人们的物质劳动，对“非物质劳动”也具有很强的学习和替代效应。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优化，这种效应将会日益显著。如果说在2004年，研究者尚不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掌握诸如驾驶卡车之类的复杂操作，那么到了2013年，牛津大学的研究报告则已经将其列为具有高替代性的职业之一。截至2019年，谷歌孵化的无人车公司Waymo已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放了600辆试运行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并且，如果认为人工智能只会对低学历人群具有替代效应，那么我们将会对如下数据感到惊讶：在美国，由计算机所掌管的资金已经占据了35%的股票市场、60%的机构股权资产以及60%的贸易活动；一些新型人工智能甚至开始编写属于它们自己的投资策略。在家政服务行业，人工智能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2017~2018年个人及家用机器人的销量增长了59%，达到了1630万台，预计2022年将会达到6110万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趋势是，人工智能已经逐步表现出对人类劳动的全方位替代。
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趋势的本质不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占领”，而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挤出和排除时，我们便不应再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科学问题，或是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战争问题——许多小说和影视作品乐于渲染人与机器的友谊或冲突，这在遥远的将来当然并非不可能发生，不过目前的人工智能还仍然是作为人类的资本存在的、没有独立意识的“弱人工智能”，其后才可能发展出威胁人类生存的“强人工智能”。
如果尚处在第一阶段便过早地将人工智能作为独立主体纳入政治与劳动问题的考量之中，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把失业问题错误地归咎于没有任何自主意识的高级机器，而忘记了其背后的资本家才是真正的主谋。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问题表面上看是与科学相关的经济学和伦理学问题，其实质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马克思就曾针对18、19世纪工人向机器暴动的现象评论道：“工人需要时间和经验，才能把机器和资本对它的使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将攻击的对象从物质生产工具本身转向其背后的社会形式。”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教诲依然令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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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人工智能时代有两大决定性特征：一、物质的极大丰富。由于人类的物质劳动逐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不难设想，终有一天人工智能将足以胜任物质产品的全生产过程，无须休息的机器人将使生产率发生质的飞跃，人类将进入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二、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固化严重。替代效应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日益趋缓。由于人工智能的劳动形式在理论上存在无限丰富的潜力，大众将愈加频繁地面临失业的困境。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大众阶层与少数精英之间的断裂变得难以逾越。
针对上述即将到来的社会状况，目前被广泛讨论的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对资产阶级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比如皮凯蒂的“全球累进税”，还有各种关于最低收入保障的理论，有的还有要对最高收入进行限制。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放弃了大众能够通过自身劳动改变阶层命运的可能性，甚至对大众将来是否再有劳动的机会产生了怀疑。
但是，在做出最终的论断前，我们有必要对“劳动”概念进行政治哲学维度的讨论。如果说经济学研究界定了未来劳动的外在条件，那么哲学性反思则可以挖掘人类劳动的内在动力。
▍劳动的精神化
“劳动”在哲学领域一向默默无闻，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劳动才得到了系统的哲学论述。在古典时期，劳动被认为是下等人的活动，与高贵的沉思哲学相去甚远。但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却为劳动赋予了精神性与政治性。在黑格尔看来，之所以资产阶级终将推翻封建贵族阶级的压迫，原因正是在于前者掌握了“劳动”本身所蕴含的辩证力量，也就是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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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与“奴隶”是一对象征性的比喻，它表示了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和屈从关系。由于启蒙运动带来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存在便因此不再是简单的生理性存在，而是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人就是自我意识。这种人的意识与动物的意识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其关键在于欲求的不同：动物的欲望指向一个特定的自然客体，这是一个具体的对象；而人的欲望则不然，它所指向的不是现实的自然客体，而是非现实的欲望本身，也就是他人的欲望，这是一个抽象的对象。比如，一只饥饿的狮子扑向斑马，并不是想占有它的精神，而是想吃掉它的肉身，斑马对它来说只是一个物质性的肉块；但是，当一个征服者想要占领全世界，或是一个资本家想要完成绝对垄断，他们所欲求的看似是物质性目标，实则是他人的欲望：正是因为世界和财富是人人都想要的，所以征服和垄断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