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一个想做“打工人”而不可得的时代正加速到来中薪|高薪|时代|打工|到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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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民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导读】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逐渐入侵了人之为人的内核涵义，也深刻撬动了基于此而形成的劳动关系。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大众的宿命是成为靠贩卖劳动力换取生存资料的“打工人”，那么当人工智能可以代替大多数人类劳动，连劳动力都已经一文不值时，“打工人”们如何生存？
本文基于黑格尔哲学的“主奴辩证法”进行推理，提出一种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作者认为，人工智能的确会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但并不会使人人进入“自由王国”，而是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奴役。当资本家用人工智能替换掉劳动者后，劳动者只能依靠资本家的发放和分配来维持自己的物质生命，因而必须通过不断承认资本家的主人身份、迎合其征服欲、生产自身的奴隶身份来换取物质资料，以维持生存。这种身份的生产，作为一种精神性劳动，将是人工智能时代打工人所唯一能从事的劳动。而在承认资本家的主人身份的过程中，又必然会出现“更能迎合资本家所设游戏规则的劳动者”和“不太能掌握这套游戏规则的劳动者”的阶层区分。那些更懂得向资本家表现自身奴隶身份的劳动者，就可以从资本家的物质资料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并在劳动者中获得更高地位。
应当指出的是，本文是在思辨层面对人工智能未来的一次“狂想”，揭示的是资本剥削本质在新技术下被无限放大的可能结果。作者也指出，在政府誓言代表绝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国度，也许会诞生一种不同于上述模式的另一种可能未来。
文章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2月刊，原题为“身份生产——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式”，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身份生产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式
▍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学
1930年，在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之际，经济学家凯恩斯劝告人们不要为眼前的“技术性失业”而恐慌，指出这不过是社会在生产力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暂时性挑战，技术进步长期而言终究会给人们带来理想的生活和充足的财富。等到一百年后，资本积累达到极高的水平，子孙后代将不再为金钱所累，拥有大量的闲暇时光，到那时困扰人们的将是如何分配多余的时间，以便更好地享受生活。
2017年，麦肯锡研究院发布了一篇关于2030年世界就业情况的预测报告，针对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进行分析和推演。报告指出，尽管有超过一半的工作在理论上可被人工智能取代，但只要政府和企业采取及时的行动，2030年的世界可以避免过高的失业率。如果控制得当，被自动化取代了的工作内容甚至不会超过5%，所以人们不必为就业前景过于悲观。
2030年刚好是凯恩斯笔下的一百年后。目前看来，人们不仅远没有为过多的闲暇感到苦恼，反而还在失业的边缘徘徊，历史似乎回到了原点。但是这一次，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资本积累与技术发展必定带来全民富足的说辞。蔡昉在《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一文中指出，“技术变革既不会以同等程度渗透到所有领域，由此导致均衡发展，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经济增长成果的均等分享”。理由如下：1. 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在地位上的差异性使得它们在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的进入和获取机会不尽相同；2. 在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超大型企业加剧了垄断，进一步阻断了技术成果与成长企业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分享通路；3. 政府的经济体制对资源分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使用不当则会放大个体差异的负面效应。
因此，蔡昉认为研究者不应局限在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经济学范式中，而必须从带有价值判断和政策指向的规范经济学角度讨论问题，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信息自动化、人工智能之所以未能带来新一轮经济爆发，是因为它们在替代人力就业方面有余，在创造新的经济动能方面不足。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指出，自动化本来就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因此天然地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但是，从工业革命到现在的二百多年时间，人力之所以没有被完全替代，是因为由自动化导致的生产力的大幅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生产效应，从而使得增加的劳动需求足以吸纳失业的人群。并且，新的技术带来了新的工作，这些工作又可以对劳动力构成恢复效应，进而再度增加就业。然而近几十年的自动化、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不是为了生产如农业产品到工业制品这样大跨度的新产品，而是为了省掉人力背后的高昂成本和诸多麻烦。由于它从一开始便着眼于替代而不是增产，其结果也必然是经济增长的趋缓，与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失业。所以阿西莫格鲁认为，社会需要的不是“平庸的”科技创新，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前者只会削弱人力劳动的价值，只有后者才会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人工智能尚停留在平庸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