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黄峥的理想国，拼多多的“天花板”( 三 ) 天花板|深燃|全员|黄峥|理想国

拼多多的历史，几乎就是多个“田忌赛马”故事拼凑起来的商战史。下沉市场、拼团模式、百亿补贴、投资国美，每一次都是用局部优势实现了整体翻盘。更重要的是，黄峥看到了那些被忽视的“穷人”，以及背后的需求。
在那句“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的人有厨房纸用、有好水果吃”的经典言论出来之前，黄峥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妈妈平时舍不得打车，找各种理由省钱，但并不是因为缺钱，而仅仅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值钱，打车太浪费。这影响了黄峥，让他内心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真实世界的多面性”。
这个例子放在今天依然适用。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可能并不是一个世界。“穷人”是相对的，人的需求是多面的，社会结构是复杂的，用户分层是显而易见的。
黄峥的理想国
黄峥和马云，都曾用类似“国家”的概念来形容电商的商业模式。马云将阿里定义为“数字经济体”，黄峥说他理想中的拼多多是做一个企业界的新加坡。
新加坡从面积上是一个小国，人口大概600万人，它的四周有小巨头也有大国，夹在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早年去新加坡的都是一帮在中国的广东、海南、福建生活困难、流亡到南洋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几乎是在一代人的手里从第三世界国家跃居成为第一世界的国家。
这个剧本很像拼多多。“试图融合社交的传播和电商的执行，在这两个中间我们试图做一个小小的新加坡。”黄峥说。
有一位业内人士做出了更精辟的总结：电商平台就是政府，政府就是要做资金流物流基础设施，营造相对公平的经商环境，设置职能部门来调配资源，来立法执法。企业的利润要拿出一部分给政府贡献税收（take rate）。政府会面临腐败问题，有能吏和庸官（小二和平台客服），打官司就有人哭有人笑（买家卖家纠纷）。
而对于电商这种社会性非常强的领域，平台治理远不如治理酒驾那样简单。从拼多多的过去来看，它在买家卖家纠纷方面的处理是比较糟糕的。
买家层面的吐槽和投诉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山寨、劣质、假货、以次充好，类似的标签从拼多多诞生第一天起就如影随形。
在卖家方面，很多卖家对拼多多是有敌意的。一开始是那些白牌山寨、喜欢打擦边球的卖家，在遭遇拼多多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后强势反弹，拼多多假一罚十导致商家集体维权，后来拼多多想要拉拢一线大品牌，但很多品牌并不买账，特斯拉、茅台是典型。
拼多多“被打官司”更是家常便饭。天眼查专业版显示，拼多多涉及的诉讼案件近12000起，其中6860起都是侵害商标权纠纷，99.5%的案件拼多多是被告。案情基本上都是：一些商家违规在拼多多卖大品牌的商品，甚至卖高仿假货，品牌方起诉商家，顺带拉上拼多多作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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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天眼查专业版
黄峥很清楚拼多多存在的问题，但更核心的问题在于监管的尺度。对于一些打擦边球的商家，平台是否打击、如何打击、多大力度打击，很多时候决定权在平台，但标准其实是模糊的。财新在《洞穿赌博网络》一文中提到，电商这样的撮合交易平台是互联网赌博的重灾区，一些店铺涉嫌洗钱，赌资通过电商商家充值到网赌平台，其中拼多多的店铺成为部分赌资的交易通道。
相比淘宝和京东，拼多多平台的涉赌案例最多。据21CN聚投诉统计，截至今年8月28日，该平台累计受理的涉赌类投诉举报中，淘宝为200件，京东为300多件，拼多多则达3700件。数据的巨大差异，侧面说明了平台风控力度的不同。
当然，拼多多一直在说自己要打击违规商家，但在规模和合规上，平台方很多时候处于两难境地。
“新加坡不应该追求单纯的规模，新加坡追求的是自己国民的富裕，追求的是自己在世界上给其他人创造价值。”三年前，黄峥这样说。
从过去几年拼多多的发展来看，黄峥似乎更看重用户。拼多多的各种补贴和优惠，看起来都是在疯狂迎合它的“选民”，平台自己拿钱出来补贴用户，想方设法为用户省钱——这或许就是黄峥所说的“国民的富裕”？五周年年会上，黄峥提醒全体员工，本分就是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为谁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依赖谁活着，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他同时说，当前拼多多还依然处在多实惠的初级阶段。
按照黄峥的设想，理想状态下的拼多多，或许能减少需求和生产的错配，减少传统的生产对传统类沃尔玛商超的依赖，提高厂家和品牌方的运营效率，甚至可以有一种“反向的保险”，能够让钱从富人流入穷人——穷人把自己购买商品的需求确定化和标准化，把这种“生产资本配置的确定性”卖给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