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新冠疫情背景的大变局之下,新闻传播如何变革?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传播正在成为这一变局中的重要动因。11月21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第八届闻天论坛暨2020蓝皮书发布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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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重点聚焦“互联网治理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全媒体传播的基本规律及体系建构”“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等三个分论坛议题,探讨媒介技术、传媒产业与传播格局变迁过程中的新现象、新规律与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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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国际格局、全球治理,还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都离不开媒介技术与信息传播的重要影响。”在开幕式上,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德忠发表致辞,他提出如今在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互联网大国,将在传播体系的变革中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正如今年在全世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交流活动,但也极大地改变了新的信息交流体系和交流方式的转变。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本乾教授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国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和中国相联系,肆意污名化中国,造成了中国形象和中国国际地位严重不符。”
“在这样的大变局局下,我们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话语体系将故事讲出去,这并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一场发布会能够做到的,而是需要整个理论界的话语体系的建立。”李本乾认为话语体系的建设既包括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所代表的实践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包括像此次论坛所做的理论体系的建设,需要国人集体的智慧和长期的努力,如果新闻实践界和理论界都能发出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还是能够实现的。
关于在疫情期间,人们的数字媒体使用,会对人们的社会信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教授围绕疫情,研究了“疫情之下的数字媒体使用与社会信任鸿沟”这一课题。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确实存在差序社会信任的现象,也就是家人、陌生人信任鸿沟,要显著大于家人、朋友信任鸿沟。数字媒体使用确实是通过负面情感来影响人们的社会信任的状况。并对此提出了对策及建议:第一要加强社会情绪监测,未来可以通过多种研究方法对社会情绪进行时时跟踪,特别关注能引爆人们的负面情感的信息有哪些,这些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哪些群体会更加容易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第二要加强数字媒体的监管,韦路通过分析发现,人们使用的非官方媒体越多,大家的社会信任程度就越低,这值得有关部门加以重视;第三要加强主流舆论的引导,一方面是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不良信息,形成了信息疫情,另一方面,在公共危机之下,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要更加及时的发声,更多的通过权威渠道发布权威信息,避免公众负面情绪的放大,创造更加良好的公共卫生舆论环境。
“如果说非典期间是‘全世界在观看’的话,那么‘全世界都在说’可能是新冠期间传播生态最突出的,或者比较恰当的一种隐喻。视觉是一个旁观者,而听觉却主要一个参与者,体现了这样一个区别:我想从观看到说。”《新闻采访人员》主编刘鹏以“‘全世界都在说’:新冠疫情中的用户新闻生产研究”为题,基于当前新闻传播常规的三点变化提出了“用户新闻”的概念。变化一是专业媒体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入口,微信、今日头条这样的社交媒体算法平台,才是直接接触到受众的最终渠道;变化二是用户不仅仅只是受众了,他们已经成为新闻的传播者。变化三是新闻传播从专业媒体的专业活动,变为每个用户都可以参与的社会化活动。在这样环境下,“用户新闻”简单来说就是媒介使用者,通过社交媒体聚合式的平台,然后生产传播泛新闻内容的现象。从非典到新冠,这两个相似度非常高的疫情过程中,从传播的层面,它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从过去的传统媒体时代到今天的移动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个用户都被赋予了大众传播的力量,是两次疫情期间传播生态最大的变量。
在分论坛中,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罗俊丽以“后真相时代”舆论生态与伦理秩序为题探讨了三个主要问题,即后真相时代舆论生态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带来的社会风险;第二个后真相时代,我们说很难看到这些真相,这些真相是如何被遮蔽的,是因为什么被遮蔽的。第三个,后真相时代,从伦理秩序的重构来讲,有什么建构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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