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逃”出工厂的年轻人，栖息在互联网工厂( 三 )

“宁跑外卖挣三千，不当工人五六千”成了千万打工人的一句口号，急速壮大的互联网产业，如同一块海绵，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
从本质上讲，劳动力群体的转移是从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低门槛的快递外卖行业。

文章插图
为什么外卖员、滴滴司机类零工对年轻劳动力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从收入来看，此类平台型企业工资制度简单直接，大都采取计件或记次方式，劳动者可以在软件中直观看到收入的上涨，从而产生一种“多劳多得”的公平感。
同时，平台兴起之初总伴随着较大规模的风险投资，所以会采取较大力度的就业者补贴吸引来吸引劳动者参与，外界“动辄过万”的收入传闻让不少年轻劳动者心动。
此外，互联网工作的“自由”与工厂的“重复”比起来，似乎更符合年轻人对工作的期待。工厂流水线工人常称自己为“拧螺丝钉的人”，高度重复、服从于机器的高速节奏，劳动者逐渐标准化。
而平台型企业中，大多劳动者只需要完成非连续性的工作任务，工作地点、时间都可自行决定，虽有平台的监管，但相比于工厂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平台型企业显然更为人所接受。
但是，随着平台黄金期的消逝，平台型经济的劳动力红利也进入了瓶颈期。36氪曾指出，美团每开一个新城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且骑手的流动性不断加剧，美团骑手今天的用人缺口依然高达30%。
同时，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骑手的收入也正在被稀释。美团财报显示，2019年，一个骑手的月均工资下降到5968元左右。平台型企业是否真的能成为蓝领工人的新栖息地有待观望。
产业转型期的阵痛劳动力流失、“用工荒”等一系列问题也让工厂意识到产业升级的重要性。
2018年7—10月，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中伟，与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邓韵雪，曾在广东省19个地级市共608家制造企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问卷和实地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有299家（占50.08%）企业已经或多或少实施了“机器换人”项目，通过引进工业机器人、电脑数值控制机床等自动化设备来替代人工；另有16.42%的企业也准备实施“机器换人”。
调研结果也明确指出，企业引进机器人或自动化设备与“招工难”有关。有40%的企业引进机器人或者自动化设备是因为当前招工比较困难，人工成本较高，使用机器人可以缓解招工压力，降低人工成本。
无论是因为劳工市场的变化还是因为市场要求，中国工厂的转型是必然且为人乐见的。然而新发展必然带来新问题。“机器换人”过程中创造出了新的岗位和技术需求，但大部分企业却存在普遍性缺少技术型员工。在孙中伟和邓韵雪的调查中，59.82%的企业表示缺技术工人，54.06%的企业表示缺研发人员。

文章插图
但职业学校的教育似乎没有跟上“产业升级”的轨道。
江苏师范大学讲师杜连森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于今年6月发表了一篇名为《“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与教育的“空洞”》的论文，他在职业学校里看到了一个“空洞”的世界。
职业学校是培养学生“一技之长”的地方，职校生虽然是现行考试制度的“失败者”，但他们仍可以通过学习技能来实现人生发展的另一种可能，这既是职业学校的目的，也符合职校生和家长的期望，因此，职业学校的工作重心应当是在技能培养方面。
然而杜连森调查期间所在的职业学校，核心内容是身体动作、精神气质、着装配饰等学生的规训与管理，与之相比，技能培养反而退居较为次要的位置。
学生一旦进入职业学校这个大环境之后，就不自觉地开始“混日子”，杜连森将职校学生的“混日子”理解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驱动。这种结构性力量的真实面目，就是学校整体“重规训，轻技能”的底层教育逻辑。
大部分学生寄希望于，从最后一个学期的顶岗实习中弥补在学校期间仅学到一些“皮毛”的遗憾，然而工厂重复、枯燥的生活却让他们更加苦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职校毕业生不愿意再去工厂工作，但更深层的问题则在于，工厂要去哪里找技术型工人？
【 张宇|“逃”出工厂的年轻人，栖息在互联网工厂】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