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逃”出工厂的年轻人，栖息在互联网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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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新熵
“希望是个可怕的东西，尤其对于他们来说。”
卢森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台词来形容他当下的状态。
2019年毕业于江西一所职业学院自动化专业，卢森进了工厂的第一个岗位，是在流水线上打螺丝。
早上八点，工人们排着队到车间“训话”，无非是一些打打士气、提提要求的内容。工作开始后，每隔两小时可以休息15分钟。女人们大都坐在工位上休息，男人们则有个好去处——位于车间顶层楼梯拐角的吸烟区。
站或坐在那两层水泥台阶上，玩手机或闭目小憩，大多数时间工人们都十分沉默，偶尔能听到些许刷短视频的声响。卢森更喜欢倚在窗台边，他说，“这15分钟才是彻底自由的。”
15分钟过去后，他必须要回到工位上打螺丝。要按照编排的顺序打，一整天都在重复这一个动作，每一天都在重复前一天的工作。
时间久了就只剩下枯燥甚至有些莫名的“痛恨”和害怕。他没学到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往技术方向上发展，也不知道离开工厂还能做点什么，令他更害怕的是，变得麻木。看完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卢森学到了一个新词——体制化，他认为这个词很适合他。
一开始你恨这个围墙，然后你慢慢习惯它，最后你依赖它，这是体制化。“我好像离外面的生活有些远了。”卢森说。
影片中，监狱中的老托马斯温和、积极，努力工作清洗自己的过错，50年的监狱生活后，他获得假释。但出狱后，托马斯是那样的惶恐与不安，他已经无法回到高墙之外。自由给了他希望，希望带给他死亡。
“工厂里的大部分人都是麻木的，他们可能想过离开，但是离不开了。”卢森想要走出这里，他说，“今年年底，我得好好考虑还能做什么。”
《中国青年报》教育学科部曾于不久前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问卷调查，了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意向，共收到有效问卷26596份。调查发现有63.97%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会选择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此外只有32.8%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发现周围同学毕业后会选择电工、焊工等实体经济岗位。
「新熵」所接触的在一线基层岗位工作的受访者，对工厂的描述多为环境差、收入低、枯燥、脱离社会，他们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工厂工人真实的生活现状，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职业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不愿再去往工厂。
那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生活戎月的美容工作室开在某商圈内的一栋住宅楼内，进门靠墙的柜子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护肤品，大门正对的房间里放着两张美容床，地方不大，但干净整洁。每日，戎月在这里热情地招呼每一位上门做皮肤护理的顾客，并向他们耐心讲解日常护理技巧。
她已经不是那个刚从工厂里出来，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小姑娘了。
三年前，中职毕业生戎月有些迷茫，抱着试一试和先赚点钱的心态，随大潮进了深圳一家纸箱厂。在那里，戎月明白了“工厂不是她该去的地方”。
工人们每天起码要在流水线上待10个小时，重复4个动作——盯产品、停机、剔除废品、开机。听起来这10个小时很难熬，但是在大多数工人的感知下，流水线上的时间是很好打发的。戎月说，“经常是早上8点机器开动，我低头开始工作，机器停下我再抬头已经是下午6点了。”
车间机器声能轰轰隆隆持续一整天，在流水线工人们很难与别人正常交流，时间一长，工人的分析能力和与人交流能力都会被慢慢腐蚀。戎月回忆，那些做了20年一线的员工，他们的眼睛基本都是呆滞的，当生产出现一些情况了需要他们分析，他们更多是会告诉你“听从领导安排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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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的念头是在一个凌晨产生的。
伴随着最后一个产品被送出流水线，戎月当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拿起手机一看“噢，已经是凌晨3点了。”她打开手机中的手电筒往宿舍的方向走，自己手中的那一束光只能看到前方不到5米的距离，剩下的就是无尽的漆黑了。那是一种让人绝望的寂静，除了偶尔的几声蝈蝈叫。
恍惚中，戎月突然发觉自己已经重复这样的生活很久了。光阴似箭，在无限的重复与折腾中478天如一日，失去的又何止是时光呢。
离开深圳后，戎月来到离家最近的省会城市——郑州。几番周折，她决定去学美容。可能是在厂里待久了，起初美容店老板与顾客的对话，她一句也听不懂。“那是一种痛恨自己没用，又无力改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