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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基本法的律例和会典，均在万历十五年成熟和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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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由明代官府修撰的《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孝慈录》、《大明律》等法律典籍汇编而成的《大明会典》正式予以颁行，这不仅标志着作为明代基本法的律、例和会典，均在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成熟和定型，而且，展现出明代法制的完备体系和终极样貌，成为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巅峰和终点，所以，万历十五年在明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具有极不寻常的法治史意义。智者千虑，终有一失。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那部影响甚巨的《万历十五年》中，除了记述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几个当朝关键人物外，并未从法律上阐释和强调这一年的特殊性。
我国封建社会从宋代开始，开国之君非常注重“祖宗之法”的庄重与神圣，励言强调继位之君须继承沿袭先王的律典，这是对“祖制”的恪守、尊奉和效法。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不久，即要求子孙对“祖法”应“谨当遵承、不敢逾越。”明太祖朱元璋则将“祖法”看得更重。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四月，“诏中书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五月书成。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朱元璋多次亲自修订《祖训录》，《祖训录》被明代嗣君奉为“祖宗成法”。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亲手御制《大明律》后，明确提出群臣子孙不得随意更改，否则即以“变乱祖制”加以惩处。但顺时应变的朱元璋认为，“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尔，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律久矣，何用更定？”其意是指，后代君王可以用汇编条例的形式因时调整修补，这无疑为后来制定律例留下了法定空间。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问刑条例》正式颁布，这是明太祖《大诰》的升级版，它将众多典型案例加以梳理提炼，变成更具稳定性的例，这是对宋元两朝做法的借鉴和创新。从弘治五年（公元1482年）到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刑部诸多官员不断上疏，建议在保留太祖《大诰》所定基调外，重新修例，且用例不用律。后由刑部尚书白昂主持删定的《问刑条例》施行长达五十年之久。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刑部尚书喻茂坚再次请求修例，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刑部尚书舒化也主张重修《问刑条例》，恰在此时，礼部续修《大明会典》，要求各部需将历年来制定的条例整理后，送馆备用，舒化执掌的刑部，便借机编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与刑名相关者的事例，于万历十三年上奏，且完成“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大明律附例》，一直到明末未做修改。由此，明代自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择《大诰》要略附于律后，明初期形成的“律诰合编”的法典编撰体例便演化为“律例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