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帝王的性格与文字狱：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对比( 三 ) 三朝|帝王|性格|乾隆帝|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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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文字狱的运用来看，则越来越具有自觉的意识，手段也越来越毒辣。雍正帝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提高皇权，整肃官场风气，至少在清朝是个发明。乾隆初即位，满汉大臣分别依附鄂尔泰和张廷玉，一度偃旗息鼓的朋党之争又有复兴之势。为此，乾隆帝认真揣摩其父粉碎朋党的经验，在发动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前，他一再放出话来，说最近经常恭读“皇考世宗宪皇帝”谕旨，“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非不能执国政以警奸顽者，诸臣其共惕之!”其实，有心之人早就看准了，那就是趋附鄂尔泰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胡中藻，他的诗集《坚磨生诗抄》早已交待亲信审查过了，可以作为“罪证”之处比比皆是。经过如此周密的布置，终于在乾隆二十年对胡中藻动手，胡中藻难逃一死是注定了；对胡中藻独加赞赏的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蹈汉人朋党恶习”命撤出贤良祠；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与胡中藻有同门之谊，从宽赐自尽；大学士史贻直曾致书鄂昌请托私事，勒令回籍，闭门家居。揪出一个“逆犯”胡中藻，便把盘根错节、经营多年的鄂尔泰一派整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乾隆帝干得确实比其父漂亮。为根绝朋党，乾隆帝又借文字狱打击部分官僚中的讲学之风。康熙帝表彰儒术，对“假道学”极为厌恶，但仅止于批评、揭露而已。在这种风气下大臣中多躬行君子。到雍正朝，士大夫中仍有讲学的风气，这种风气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导致朋党的产生。雍正帝借助文字狱打击朋党，他只着眼于政治。谢济世因私注《大学》得罪，雍正帝指出他的要害在于借注经发泄对皇帝的怨恨。乾隆帝也整谢济世，但认为谢济世错在“倡为异说,互相标榜”，“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尹嘉铨不吸取教训,看不清风气已变，仍在那里讲他的道学，乾隆帝就以尹嘉铨为坏典型，大兴文字狱，把他那一副“假道学”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从而达到彻底杜绝朋党的目的。在借文字狱打击朋党方面，乾隆帝不仅继承了其父的手法，而且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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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如此特点分明，使人们首先想到，这是由康、雍、乾三帝性格不同所致。康熙帝的宽厚康熙帝常说：“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治国之道，冀要于宽舒”,他对各省督抚也一再告诫:“以安静不生事为责”。如果有什么失误或者小错误，他极力保全，务求善始善终。《南山集》大狱是左都御史赵申乔挑头鼓动起来的，平心而论，康熙帝对赵某人印象并不佳，说他多疑刻深，好收词讼，民多受累等等，只是觉得他“为官清亷”，故而信任他。《南山集》结案时，因为康熙帝的宽大，“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雍正和乾隆都未能继承康熙宽厚和平的天性，他们父子俩的性格有极其相似之处，如猜忌、自尊自大、过于自信。他们两人又同具很高的智慧和才能，因此都有彻底解决汉族潜在的反清思想的宏愿，也都把文字狱视为完成此项艰巨事业的利器。然而,具体做起来,手段和策略却往往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