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三星堆与世界的对话( 二 ) 川观新闻记者吴平

两河流域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王冠、冠带等成系统的王权标识;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冠带、金面罩也指向社会资源的高度集中，体现了王权的符号化，其泥芯包裹金箔的金仗也常见于埃及、西亚。最典型的是现藏于卢浮宫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刻画了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权杖的形象。
三星堆铜像中，对眼睛的特别夸大同样见于两河流域的造像：人脸上有比例夸张的巨大眼眶，眼眸处漆黑，还可能用湛蓝夺目的青金石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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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端残缺的情况下，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仍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青铜器件之一，其中树、鸟、蛇(龙)的组合引发了大量联想与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它呼应了《山海经》《淮南子》中的扶桑、若木，也有学者发现它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人的生命之树有异曲同工之妙，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献华则联想到了两河流域一个流传甚久的神话。
该神话《埃塔娜》记载，蛇把鹰关到了自己的蛇窝里面，一个没有子嗣的国王从这里经过时，鹰跟他交换条件，说“你把我放出来，我就把你托上天，这样你就有机会跟众神商量一下，让他们赐予你一个继承人。 ”
除了青铜神树，上古神话都不约而同的有着“洪水”“治水”的母题，在古蜀传说中，它是治理玉山洪水而安民的鳖灵，即古蜀五王中最后一位“开明帝” ，《蜀王本纪》记载，鳖灵一度死亡，顺江逆流而上，又复活，望帝杜宇先拜相后又禅让于鳖灵;在两河流域，类似传说的主角是随河流漂泊后被收养的弃子、后来的阿卡德帝王萨尔贡。
另一方面，三星堆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例如西亚的冶金工业更常使用的是锤锻工艺，而三星堆青铜器是块范铸造工艺。值得注意的是，两河流域是铜矿的贫矿区，三星堆的铜矿原材料亦不如中原富集，所需青铜原料主要来源于云南;如果采用两河流域的冶炼惯习，则多半会将青铜器件做成薄壁、轻量类型的，而事实上，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达一吨，虽然比不上中原(仅一个后母戊鼎就达800多公斤) ，但也比两河流域的青铜器总体量大的多了。
再次，王献华注意到，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玉石礼器和配饰，与中原文明有较高的近似性，而异于两河流域的青金石;在形制上有璋、瑗、璧、戈等多种，却没有两河流域常见的“滚筒印章” 。青铜人像明显可见的辫发和笄发，也不同于两河流域的黑胡须长脸卷发或圆脸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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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三星堆一些神坛铜像纹饰复杂精美，尽管难以解读殆尽，它们仍然展示着古蜀人的心灵世界;而同为神权和王权并存的社会，两河流域丰富的物质遗存为后人展示了相对完整的礼仪体系，他们崇拜自然、信仰多神、广修神庙，形成了以神庙和神灵为中心的生活世界。
熟悉的陌生人
与印度河流域的交流
哈拉帕文明是几大文明中知晓度最低的，但却最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 。该文明着重体现在1500多个沿河流而建的城市文明中，有代表性的几座城市分别为：哈拉帕、托拉威拉、罗塔尔、摩亨佐达罗等。
该文明有兼有农耕和渔猎，手工业和商贸发达，已有统一的度量衡和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和工种，如磨制象牙、燧石、贝壳，生产陶器等，甚至可以生产直径不到1毫米的微珠。
在商贸活动中，三星堆与印度河流域的跨区域交流有着一些实物佐证，比如三星堆的海贝中有一种环纹货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与云南省历年来发现的环纹货贝相同，只产于印度洋的深海水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段渝还大胆假设，三星堆祭祀坑里众多的象牙可能并非出自本地，而是来自与印度地区的官方货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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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越南的月牙璋与三星堆的玉璋一脉相承;云南出土了青铜封牛，以印度独有的瘤牛为原型;四川出土了西亚的红石髓珠……星星点点，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项链的形状依稀可见。
2009年，哈拉帕发掘的青铜合金装饰物以及在昌胡达罗发掘的滑石珠中都含有丝质纤维，推测年代为公元前2450年至公元前2000年。无论是当地独立诞生的丝织技术还是得益于与周边的商贸往来，都将在技术史层面加深世界蚕桑文明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