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后代中，唯一一个“仁心皇子”，用一本书救活了无数人( 二 ) 朱橚

经过朱橚的研究，王府总共筛选出四百多种食之无害的野菜和野果。为了进一步观察这些可食用野菜的生长特性，朱橚还在自己的王府中开辟了一块菜园，将寻访所得的植物栽种到菜地里，每天对这些野生植物进行科学的观察。
倘若朱橚活在当代，那么，他绝对是一名优秀的植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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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橚之所以与这些野菜较真，可不是为了将它们当成观赏植物。朱橚不遗余力地种植野菜，就是为了长时间地研究野菜的毒理，防止百姓在长期服用野菜时中毒。为了分辨某种野菜是否含有毒性，口感如何，每当野菜成熟时朱橚都要亲自尝一尝，随后才会推广给当地的老百姓。
朱橚研究的414种野菜野果，每一种他都亲自尝试过。为了教会老百姓辨识这些救命的野菜，朱橚将每一种植物的叶片、花朵、果实、枝干都画成图，每张图的背后还详细记载了植物的学名、生长环境、毒性、味道以及烹饪方法。朱橚的这本《救荒本草》，成了河南人民的福音，当荒年降临时，老百姓可通过朱橚的研究获知哪一种野菜可以吃，哪一种不能食用。
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在这本《救荒本草》中看到一些耳熟能详的植物。其中的许多植物，都是被现代人当成观赏性植物的品种。若非朱橚编撰了这部《救荒本草》，恐怕时至今日还没有人知道石竹花、萱草这些植物都是可以用来食用的。当然，类似的植物志书古已有之，朱橚的《救荒本草》并非本草类书籍的开山鼻祖。
我国远古时期便有神农氏尝百草的神话，后人假借神农之名创作了《神农百草经》。唐朝时期，又有时人孟诜所著的《食疗本草》。北宋时期，唐慎微与苏颂分别写就《证类本草》与《本草图经》。相比于朱橚的《救荒本草》，这些本草类书籍的历史要久远得多。不过，从功能上来看，上述本草类书籍均是医书，并非救荒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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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明朝之后，类似的救荒类本草才相继问世。
并且，除了前文中我们介绍的《救荒本草》之外，同时期还涌现了如《野菜谱》、《茹草编》、《野菜博录》等书籍。从明朝时期救荒类本草的兴起我们也能从侧面看出，明代的自然条件可谓相当恶劣。
朱橚虽然不是本草类书籍的开山鼻祖，但他却是中国本草研究者中第一个注意到救荒问题的先驱者。继朱橚之后，明朝相继出现了研究方向与之类似的植物学家。在朱橚数十年后，植物学家王磐横空出世，在《救荒本草》的基础上继续寻找可供百姓食用的野菜，并将这些救命的野生植物收录进《野菜谱》。
据悉，《野菜谱》中出现了六十多种《救荒本草》未曾收录的野菜门类。为了方便百姓阅读记忆，王磐还将每一种野菜的食性编成诗歌，并配以插图。在王磐百余年后，又有一位名叫周履靖的植物学家踏上了研究野菜的旅程。因为周履靖所处的年代饥荒频发，所以周履靖沿着前人的轨迹展开研究，通过收录新品类的野菜创作《野菜博录》。
朱橚为后世的植物学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明末徐光启在编修《农政全书》时，便将《救荒本草》收录其中，并给予这部先驱性质的作品极高的评价：“未尝忘田居，朝夕历览，详询前后” 。
明人对于野菜的研究，可以说，伴随着整个大明王朝的兴衰史。正因为这些植物学家在野菜领域兢兢业业的探索，使得野菜这种平时无人问津，灾荒时挺身而出的宝贵食材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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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吃野菜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时髦的行为。不但老百姓热衷于吃野菜，连王公大臣甚至是皇帝都对野菜情有独钟。
清朝最喜欢吃野菜的皇帝，便是雍正帝，据说，雍正每日的餐桌上必备野菜，无野菜而不欢。虽然雍正吃野菜有标榜自己节俭的嫌疑，但野菜的美味走上了帝王餐桌是不争的事实。
雍正之子乾隆也是一名忠实的野菜爱好者，现代人喜欢吃的苋菜饽饽，据说，就是乾隆最爱吃的野菜食品。清代的灾荒现象较之明朝有所减少，所以老百姓吃野菜已不再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满足食欲。
时至今日，野菜又被贴上健康食品的标签，野菜的卖价甚至比常见的蔬菜还要高。这也直接说明现代人的生活品质显著提高，野菜已成了餐桌文化中品味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