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集体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苦难之根源( 二 ) 按照整体主义、集体主义的那

国家或政府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组织，它具有暴力行动的垄断权。任何个人都不能随意使用暴力或以暴力来威胁他人，除非他得到政府的授权。本质而言，政府是一种维护和平人际关系的制度。然而，为了维护和平，也必须时刻准备打击和平破坏者的挑衅。
立基于功利主义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社会学说，在看待政府与其子民间之关系时，角度与集体主义的完全不同。自由主义认为，统治者总归是少数，如果他们得不到多数被统治者的拥戴，则他们不会永久在位。不管政府体制如何，政府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不外乎是被统治者有这样一个想法：服从和忠于这个政府比推翻它另组一个政府更有利于自己。大多数人是有力量推翻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的，一旦他们坚信这事关自身之福祉，他们就会使用这个力量。长期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失民心之政府。内战和革命乃不满的大众推翻不受其喜欢的统治者和政府机制的手段。为了一国之和平、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要建立民主制政府。所以民主不是一种革命制度。相反，它是防止革命和内战的手段，它的功能是建立一种程序使得政府按照多数人之意志来平稳调整自己的行动，当执行者及其政府不再能遂国民之心意，在下次选举中他们将会被撵走，而代之以主张其他政策的人。
自由主义荐举的多数之治或民治原则，不是建立平凡人、庸人下里巴人之主权。自由主义者相信，一个国家必须由那些适于治国人才来治理。但他们还相信，要证明一个人的治国能力，靠说服他的国人要比靠镇压他们更好。当然，我们无法保证投票者一定能选出合适的候选人，实际上任何其他的制度也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大多数国民误信了不健全的政策，选出了不足取的政客，我们只好向他们说更合理的政策，推荐更好的人选，以期转变他们的心态，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总之少数人永不能用其他手段得到持久的成功。
集体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解决政府问题的民主方法，在他们看来，个人在遵循伦理规律的时候，并不能直接增加自身的实际利益，相反，他必须放弃一己私欲以实现神所设计的利益或整个集体的利益。而且，仅靠理性决不能感惜到种圣法律的绝对价值和其无条件的有效性，也不能正确解释那些清规和戒律。因而在他们看来，用和蔼的劝告来说服大多数人并引导他们走上正轨，乃徒劳无益之举。那些受了神启的人，有责任向温驯众生传播福音，而对那些“害群之马”则鞭之以暴力。神授的领袖是上帝的使者，是整个集体的受托人，是历史的工具。他永远正确，不会有任何差错。他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戒律。
集体主义必然是一种神权政治制度。这类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当然认为存在一个超人的东西，为个人不得不服从。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称呼这种东西的名称不一样，以及它们用此名称所宣布之法规戒条的内容不一。少数人专断的统治，除假托授命于某一超人之绝对权威外，再无其他的辩由，至干这个绝对统治者是行使“神权”的神化了的君主，或是履行“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或是黑格尔的“精神”、孔德的“人道” ，则无关紧。当代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社会控制的鼓吹者使用的“社会”“国家” ，都象征着神。这一新教条的布道者把神学家形容上帝的那些形容词——全能的，全知的，至善的等等——统统拿来形容他们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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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假设，超越个人行动之外，还存在一个不朽的实体，它有自己的目的，并不同于我们这些只有短暂人生的过客，那么作此假没的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超人的概念。从而他将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当国家或社会与个人在目的上发生冲突时，谁的目的更为优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蕴含在集体主义特有的“国家”或“社会”的概念之中。如果有人主张存在一个在定义上比个人更优越、更高尚及更善良的实体，那么毋庸置疑，这一突兀伟物的目的必然高于卑微个人的琐屑打算。如果社会或国家是一个实体，有意志、志向以及一切由集体主义赋予的其他特质，那么，拿卑微琐屑的个人目的与社会或国家的崇高计划相对抗，自然是荒唐的。
一切集体主义学说的准神学特征，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中表露无遗。任一集体主义学说并非用抽象的说法断言某一整体的优越性，而总是宣扬某一确定的集体偶像的卓尔不群，同时露骨地否认其他集体偶像的存在，或者把他们贬至低级的附属地位。国家的崇拜者只宣称某一特定国家即己国的优越性，民族主义者则宣扬自己民族的优越性。如果有反对者以宣扬另一集体偶像的优越性来向他们挑战，他们就只好一再用这样一句话来抵挡：“我们是对的，因为有一个内在之音告诉我们，我们对，你们错。 ”敌对之集体主义的教条和教派之间的冲突，无法用理辩而解决，而只能诉诸武力。多数而治的自由和民主原则所要替换的，就是武装冲突和独裁侵略的军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