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垮台，南方百姓幸灾乐祸，埋怨清兵行动如蟹，那知灾难来临了顺治元年十二月

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发布了圈地令，声称自此令下达之日起，将把京郊四十一个县的“无主荒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清世祖实录》卷十二）。政令一下，各旗官兵踊跃策马，四处圈地，也不管耕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许许多多自耕农、中小地主家中的耕地都被圈去了。史惇在《恸余杂记》记：“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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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耕农、中小地主在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为了能活命，他们聚集起来，向清廷申诉。
多尔衮正为旗人圈了地而缺少人丁耕种发愁，看了民众的申诉，又出台了投充政策。他先是假仁假义地传谕各州县有关部门，称“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清世祖实录》卷十四）。但话是说好听，在具体落实中，各地官员都是“俱兑拨硷薄屯地”（《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象征性地对失地居民进行一些补偿。
这样一来，在圈地运动中丢失了土地的民众所面临的基本还是死路一条。
那么，要怎么着才有出路呢？
多尔衮的“投充”令候着您呢。
所谓投充，多尔衮为美化其说，诡称是朝廷“为贫民衣食开生路”所量身定做的“善政” ，即：生活没有出路的贫苦农民可以自由自在地投入到满洲各旗下充当奴仆（《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八年七月初三日上谕中明确地说：“投充者，奴隶也” ，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三0页《列款上闻残本》），这样，就可以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快乐”生活了。
想想看，原先自己有地种、有田耕，但被清政府这一恶搞，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变成了旗人家的“奴仆” ，不能迁移、不能改业、不能科举、不能搞信仰自由，谁还能“快乐”得起来？
而且，大明帝国原先所盛行的封建租佃制被几千前所盛行的奴隶制取代，这从社会发展史上来说，是一种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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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垮台，南方百姓幸灾乐祸，埋怨清兵行动如蟹，那知灾难来临了】当然，说完全没有人因为可以“投充”到满洲人旗下而感到“快乐”那又太绝对了。一些奸滑的汉族地主还是钻了“投充”后可以免除赋役的大空子，高高兴兴地带着自己的地投到旗人的门下，和旗人相勾结，地实际上还是自己的，但再也不用向政府交税了，而且还能以旗人的名号横行乡里。
正是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多尔衮不得不在“投充”令下达后的第三个月发布了“反投充令” ，说“前令汉人投充满洲者，诚恐贫穷小民失其生理，困于饥寒，流为盗贼，故谕愿投充满洲以资糊口者听。近闻汉人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甚至投充满洲之后，横行乡里，抗拒官府，大非轸恤穷民初意。自今以后，投充一事，着永行停止”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宣布停止“投充” 。
“反投充令”是颁下了，但“投充”恶政的施行时间实际上还在延伸，直到清中期乾隆四年还下令“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违者治罪”（《东华录缀言》，见《佳梦轩丛著》）。
而比“投充”持续时间更长，对汉族百姓摧残和迫害更深的即是“缉捕逃人法” 。
所谓逃人，是指不愿意在满洲旗人庄园逃出来的奴隶。
这些奴隶，原本是明朝的普通百姓，清军入关以前，就曾在辽东、畿辅、山东先后俘掠一百万以上明朝百姓，分赏到旗下充当奴仆。清军入关以后，在征战和圈地和投充运动中，奴隶人数激增，更有千百万以上。
奴隶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子孙后代的命运也被钉死在奴役的枷锁上，为了破除这副枷锁，他们稍有机会，都会千方百计地奔跑逃亡。
奴隶就是满清权贵的私有财产，怎么能容忍你出逃？而且，一旦出逃数量过多，庄园田地上的农活也没法干了，满清大老爷们又怎么过日子？
所以，多尔衮严厉地推出了“缉捕逃人法” ，称“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顺治十二年三月刑部尚书刘昌等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第八十—八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