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河西经济区的崛起（二）( 二 ) 太平天国|忠王|陈玉成|内幕|李

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汉书》卷29《沟洫志》，第1684页）。
为了保证河西水利灌溉设施与屯田配套，政府作出相应规划，尽量将屯田区建设在河水流域，并将屯田都尉站所置于重要的水口处，如北部都尉设于酒泉郡内的会水偃泉障，渔泽都尉治设于敦煌渔泽等。
在开“官田”为国有农业搭起框架之时，“假民公田”又为民生农业创立规模。对于迁徙到河西的中原贫民，由国家供给他们衣食，度过一段适应性生活以后，“数岁，假予公田”,分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组织他们自垦自种，自给自足。由组织民生农业而形成的农业社会洋溢出古朴敦睦的村社风情，正所谓：
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45页）。
【洪仁|河西经济区的崛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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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技术上，不但中原的先进成果在河西推广，而且一些新的耕植方法相继在河西得到应用。如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和相庸挽犁法的应用。由于代田法可增强作物抗风抗旱能力，并且相庸挽犁法能大大提高耕垦效率，很适合河西地区特点，经关中、中原实验后，实施于河西，“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促进了河西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代河西农产品甚为丰富。见于记载的作物品名不下二十种，主要有胡麻、粱米、黄谷、土麦、白米、穬麦、黍米、黄米、白粟、胡豆、秫、糜、荞、茭、秣、谷、菽、麦、米、姜等（何双全《汉简所见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从汉武帝时期奠定河西农业经济基础直到后来的一百多年时间中，河西农业社会经过了一个相对平稳和顺利发展阶段。首先，阶级结构相对平稳。当时的关中及中原、河北、关东地区，地主制封建社会早已确立。激烈的土地兼并及由此引起的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对立尖锐的问题，使那里的农业社会常处于动荡不宁之中。而河西走廊内，虽然因农业经济的起步及西汉行政权的延伸，封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在形成和发展，但土地兼并似很少见。相反，地广民稀、土地亟待垦发仍是基本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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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西汉政府为安定民生，对迁到河西的百姓实行优待，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所谓“此政宽厚”，“吏不苛”，以及“有和气之应”等是这方面的具体反映。河西百姓较少遭受封建政府及其官吏“急政暴虐、賦敛不时”的侵扰，自然安居乐业。此外，河西“僻远”的地理位置和险塞的地理环境，也使其不易受外部战乱及灾害的波及和影响。如汉武帝后期，关中、关东屡屡发生“群盗并起”（《汉书》卷78《萧望之传》，第3278页）、“水旱连年”之类的问题，而河西却少有此类景象。相反，西汉政府常在关中、中原社会问题严重时，将河西作为安置流民、减轻压力的目标和出路。如元封六年（前105年），因天灾人祸所致，关东流民多达二百万口，而“无名数者”多达四十万口，朝廷被如此严重的流民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商讨对策，“公卿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史记》卷103《万石君传》，第2768页），公卿心目中的“边”，自然包括河西走廊。另外，中原发生的战乱与政治纷扰，也导致河西人口增长，王莽代汉过程中，就有不少中原人口流入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