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从国美到美团，横跨新老巨头的“资本代沟”从何而来？( 二 ) 腾讯|黄光裕|美团

除此之外，三代企业的发展革新十分迅速，与二代企业更偏向于“一技之长”的修炼模式不同，新一代公司更具不畏拓宽领域走出舒适区的冲劲。所以，京东做起物流、美团开始卖菜、小米做起新能源汽车，而提到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也许你知道其靠什么发家，但他们的主营业务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搞清楚。
对于此类，我们一般用“商业帝国”来形容。这样全方位、多维度的公司模式也许是第四代企业的基调，但考虑到目前尚无特别稳定的样本群体，所以再给新事物一些成长时间，暂且放到三代企业的范畴之中。
通过上文的叙述，相信我们已对中国企业发展趋势有了一定了解。可以发现，在老中青三代企业里，二三代企业的差别更为鲜明，离我们更贴近，二者的差别更能帮我们听清时代变音。
二代公司高负债，三代企业高估值两代企业之间到底最大的差异是什么？让我们从数据出发，透过表象寻求答案。
在恒大6月3日召开的战略伙伴交流会上，许家印提出了六月底把有息负债降到6000亿以下的目标，引发市场躁动。值得敬佩的是，恒大兑现了诺言，在6月24日以136亿港元自有资金偿还17.5亿美元债务后，许家印把公司负债降到5700亿的水平，虽然仍有不少负债，但仍有计可施。
同样的困境也曾出现在友商万达身上。2020年万达深陷多重风波，董事长王健林独子王思聪列入被执行人名单，公司也背上了4205亿的有息负债，资产缩水一半。为了度过危机降低风险，公司清空了全部海外地产，同时将30多家万达广场出售给苏宁集团，日子并不好过。
除了两家地产业巨头外，家居建材大佬红星美凯龙近两年也受高杠杆的困扰。自2016年资产负债率正式突破51%后，逐渐走高，2020年达到61.16%，2021年第一季度更是升至历史新高的61.44%，公司股价由此受到连累，由最高的18.22元最低时跌至8.2元出头。面对困境，公司开始转变经营模式走轻资产管理路线，同时喊出去杠杆口号以增强投资者信心。
上述例子中涉及的主体都是典型的二代企业，除此之外，例如格力电器等同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同样呈现出不低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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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佼佼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因为资金链断裂而被埋入历史尘埃的亚细亚集团、方正集团之流了。
由此可见，尽管杠杆水平因所处行业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高负债率是二代企业的共性问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一代企业在出道前后曝出因欠债过多而资金紧张的消息并不多见。恰恰相反，大举融资的事件倒是屡见不鲜，而且越是新生代企业，融资能力越强。不论是5年融资200亿美元的滴滴，还是8年融资至少百亿美元的字节跳动均属此列。
为什么这些“新生儿”能得到如此优渥的资本眷顾？道理很简单，有潜力的种子自然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众人看好的企业，估值走高自然是其特性。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04年上市的腾讯现今股价达到548.50港元，市值5.26万亿、2012年成立的字节跳动8年后估值突破千亿美元、阿里巴巴纳斯达克入驻，目前市值在5700亿美元附近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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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上一代企业中虽然也不乏超越千亿市值的巨头，但都是经过了较为漫长的点滴积累，远没有新一代企业如此高频强劲的估值爆发力。如果单从时间维度粗略划分，两代之间差距不过20年左右，为什么形成了高负债与高估值的天壤之别？
弄清其中原因，还应多角度查看。
三大差异塑造两种风格

创始人背景不同

1985年，一位初中肄业随兄北上内蒙古的广东少年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一生将与电器销售结下不解之缘，几年后他将在北京租下一处100多平米的门面，通过“薄利多销”的销售政策和超出时代的广告宣传理念，开始连锁经营并把旌旗插遍全国，虽然他将面临牢狱之灾，但对于一个曾经一无所有之人来说，自低到高走到今天已然可称为传奇。
他把北京市的那个门店起名叫“国美”，他叫黄光裕。
在黄光裕北上的十多年前，烈日炎炎下一个年过不惑的杭州汉子正蹬着三轮挨家挨户卖冰棍，促使他如此拼命的是背后十几万的债务和人到中年雄心不灭的壮志。宗庆后早早辍学，18岁起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整整摸爬滚打了15年。33岁时想要当教师的他由于文化水平不达标只能做校工，42岁时与几位退休教师借债14万元承包了经营不善的校办工厂，从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到千亿身家食品业巨擘，完成了人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