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服明清补服是什么?为什么补服要绣禽兽?( 四 ) 补服|禽兽|衣冠禽兽

明朝的中央集权远较前朝为甚，出于“古昔帝王治天下，必定制礼以辨贵贱，明等威”的政治考虑，“服色不能无异”，故而最终孕育出了精细至极的官员补服制度，这亦是历史之自然。从服装缝制的角度来看，其实所有缀有补子形式的服装均可称之为补服，甚至以补子为官员常服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明朝，也同样存在一些应景补服，如端午时绣有五毒艾虎、七夕时绣有牛郎织女、重阳时绣有菊花的补服等。只是，明朝官员常服中的补子太过耀眼，以至后世在谈论补服时，会自然将其与朝廷官员相联系了。至李自成建立大顺时，“以云为品，一品一云，九品九云” 。大顺存续时间太短，这一制度是否体现到了官员常服之上难以判断，但其受明制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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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即取其文，亦何必僅其武明朝官员补服制度影响的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大顺，更有清朝。从朝代更迭来看，后朝对前朝制度的承袭并不奇怪，如汉承秦制、唐承隋制等——然而清朝毕竟是东北少数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不改满洲服制是其既定国策，早在崇德二年(1637年)，清太宗皇太极便曾训谕诸王：“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 。在皇太极眼中，“北魏、辽、金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满洲服制隐然有了“绵国祚、承天佑”的政治使命。
民族习性固然重要，但完备的冠服制度亦是统治刚需，故而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就已经部分借鉴了明朝的官员补服制度，规定“诸贝勒服四爪蟒缎补服，都堂、总兵官、副将服麒麟补服，参将、游击服狮子补服，务御、千总服彪补服” 。
明朝官制重文轻武，故在官员补服的设定上，武官较文官显得草率;而在后金的语境下，补服仅限于武官，重武轻文的游牧民族印记十分明显，凸显了“润色章身，即取其文，亦何必僅其武”的权变思想。然而，一旦后金成为执掌天下的清朝，这一简陋的完服制度就无法满足统治需求了。
《东华录·顺治三》中的一则故事描绘了清朝立国之初缺乏冠服制度的窘迫：顺治元年(1644年)，山东巡按启奏摄政王多尔衮云：“中外臣工皆以衣冠礼乐，覃敷文教。顷闻东省新补监司三人，俱关东旧臣，若不加冠服，恐人心惊骇，误以文德兴教之官，疑为统兵征战之将。乞谕三臣，各制本品纱帽圆领，临民理事。”多尔衮随即答复：“兵务方殷，未遑衣冠礼乐。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官服以便莅事。”
毫无疑问，建立冠服制度已成当务之急，因“兵务方殷”，只得“姑依明式”;而山东巡按所称的“纱帽圆领”，自当是明朝补服。在此之后，清廷于顺治九年(1652年)正式颁布了《服色肩舆永例》，明确以补子纹样作为官员品级的区分标志，除却亲王、公侯伯等爵位外，规定百官“一品用仙鹤、二品用锦鸡、三品用孔雀、四品用云雁、五品用白鹇、六品用鹭鸶、七品用鸂鶒、八品用鹌鹑、九品用练鹊;武官一品二品用狮子、三品用虎、四品用豹、五品用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用犀牛、九品用海马;都察院、按察使司衙门官，不论品级均用獬豸”，可以看出顺治年间清朝的官员补服制度，几乎完全承袭明朝。

补服 明清补服是什么?为什么补服要绣禽兽?(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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