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级|争抢1000亿退役动力电池( 二 )

不管从环保角度还是利益角度，电池回收都已经成为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02、十年渐变在退役潮来临的这几年，电池回收行业正经历一个全方位的变化，而赛道上参与者突然增多，是一个最直观的表现。
天眼查数据显示，2011年，即第一批电动汽车投放市场的那一年，与电池回收相关的企业注册量首次突破200家，2017年首次突破1000家。
2021年具体法规逐步出台后，注册量更是直接从上年的3413家剧增至2.4万家，真正诠释了“爆发”二字。

文章插图
同样选择在这一年进入行业的施辰告诉市界，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主要是因为整个市场上第一批电动汽车电池正在进入退役期，而其所在城市与动力电池相关的配套产业正在逐步落地，机会较多。
全国范围内诸如此类的城市并不少。比如厦门，近几年陆续有宁德时代、海辰新能源、中航锂电和厦门钨业这些电池生产企业的新产线开始布局或已落地，可以和当地电池回收产业形成一个闭环。
入局者越来越多的同时，“小作坊”与“正规军”之间的博弈，后者也开始占据上风。
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市场有许多小作坊拿到报废电池后，并不像正规企业一样进行电量检测、环保处理等操作，节省了开支，也得以向市场开出更高的回收价格，但可能带来污染环境的危害。
2018年，工信部发布了首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华友钴新材料、豪鹏科技、格林美、邦普循环、光华科技五家企业站在了聚光灯下。
但据公开数据，2018年全年退役电池7.4万吨，当年5家白名单企业只回收处理了0.5万吨。这意味着有9成以上的退役电池都流向了正规军之外的渠道。
2020年12月16日，工信部公示了第二批合计22家入围企业，包括申报梯次利用的13家、再生利用的8家，以及两种类型均涉及的1家。相比之前5家，产业链上下显然有了更多的选择。
给“正规军”正名的同时，关于小作坊违规回收、处置废旧电池的处罚也在从严。
2020年9月1日，国家新颁布的《固废法》开始实施，将私自回收、囤积、倒卖废旧电池等行为明确定性为违法行为。
新《固废法》规定，累计非法回收及非法处置危废超过3吨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以续航400公里左右的比亚迪E6为例，一个电池组重量就在600kg以上，5个就可能达到需要量刑的标准。

文章插图
除此之外，几年时间的探索，让行业内关于梯次利用的场景问题，也形成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范本。
行业相关人士郑淳告诉市界，2016年其所在公司曾经计划与中国铁塔合作开展梯次利用项目，当时市场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处于一个试探的阶段。
5年时间过去了，截至当前，中国铁塔集团已经成为全国动力电池回收最大的出口——其在全国拥有的200多万个基站，对应的电池总量超过40GWh，而2020年累计退役的动力电池只有13.79GWh，前者完全可以消化后者。
成立于2014年7月的中国铁塔，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共同出资设立，原名为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入局者逐渐增多，法规逐渐完善、去向逐渐明朗，动力电池回收产业似乎正在经历一个“拨云见雾”的过程，但距离真正放晴的那一天，却也还有一段距离。
业内人士告诉市界，理想状态下，退役电池需要先进行梯次利用，然后再进行拆解回收，但现在原材料价格大涨，作为手中持有退役电池的中间商，将电池出售给中国铁塔获得的收益，远不如将其出售给格林美等回收企业获得的收益。
原因在于，前者有一个公开的回收价格标准，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这个价格标准为0.68元/wh。而后者则随着原材料价格每日浮动而浮动，尤其是三元电池，由于含有价值高的钴金属，在行情上涨的时候还会被囤着，等待更好的时机谋求更高的利益。
对于商人而言，价高者得才能利益最大化，但对于整个电池回收体系而言，这并非目前倡导的效益最大化的模式。
除此之外，从技术角度来看，宁德时代向市界表示，现阶段对电池回收影响较大的是规模化问题——目前动力电池还属于非标准化产品，回收拆解成本较大，较难实现全流程机械化。如果换电模式得以推广，将让电池成为标准化产品，有利于后续的回收业务。
03、群雄逐鹿在这个特殊的行业“混沌期”，包括动力电池厂商、电池原材料供应商、汽车厂商和第三方专业回收企业在内的多种角色，都以特有的优势陆续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