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互联网摸鱼大赏( 三 )

坦白讲，能进入互联网大厂的群体是佼佼者，中国90%的IT程序员还是在小型公司（100人及以下员工的企业）上班。所以说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大部分的知识劳动者并非拥有灿烂光明的未来，而是在知识民工的路上左右徘徊。
他们之所以自称IT民工，计算机码农或者金融扫地僧，这些称呼背后都有身份建构的不适感。因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农民可能是远离精英阶层、权利无法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对身处底层的IT从业者来说，这种身份建构是自身工作状况和社会状态的重要切面。
而那些发起摸鱼小组或者说亲身实践的摸鱼娃们，很多可能也并非「没有上进心的躺平选手」，也不是「没有物质生活压力的小康之家」，他们只是在工作中的合理诉求被压抑忽视太久后，共同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共情群组。
至少在这个群组里，他们是共同体也是被看见的个体，他们能够自我赋权，自我纾解，对着dirty work说no。
参考文献：
1.梁萌《996 加班工作制：互联网公司管理控制变迁研究》，科学与社会，2019.3
2.吴玲竹、何亮《网络新词“摸鱼”的语义分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2.1
3.孙萍《知识劳工、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理解中国IT程序员》，全球传媒学刊，2018.4
4.钱叶芳、徐顺铁《996类工作制与休息权立法——资本与法律的博弈》，浙江学刊，2019.4
5.大卫·格雷伯《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Simon & Schuster出版，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