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棵松|离开乐视的五年，我带着伤疤生活( 三 ) 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京东|第

在伯曼看来，被抛入车流中的行人，与快速发展的现代都市在进行着孤独的抗争——从乐视离开的很长时间里，我都陷在这种孤独的抗争里。
我不想继续在北京找工作，乐视的这段经历让我对工作失去了安全感，“乐视都这样了，我还能去哪呢？”大部分时间，我就躺在家里，平均一周打开招聘软件，象征性地看一眼。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个月后，我决定回家。
我退掉了北京的房子，收拾行李，回到老家平顶山，想找家培训机构当美术老师。但我很快发现，老家没有我想要的自由。面试我的老板绘画水平还不如我。当他给我开出月薪1000元和不交五险一金的待遇时，我觉得我们没了再谈下去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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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离开家的导火索，是邻居和我妈的一次对话。
“她该不会在北京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出问题了吧，染了一头灰毛回来，也不上班，打算靠你养吗？”邻居在客厅压低声音问，我妈也压低了声音回答：“反正也管不了，凑乎过吧。”
31岁、未婚、失业，这在河南的小城市，的确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我在高三那年就离开了平顶山跑到北京学画画，那时我19岁。之后，我在北京上大学、工作。“北漂”十年，我就是为了回家给别人当“反面教材”的吗？
就这样，我重新回到了北京。那是2019年5月，我在最短时间内，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
公司不大，选择那家公司是因为我觉得面试官（也是我后来的领导）人很好。面试结束后，她亲自带着去楼上找hr，进行第二轮面试，又在我面试完准备回家的时候，告诉我哪条路容易堵车，我怎么回家会比较方便。
进乐视前，我看重平台，现在我更在意职场环境。
梦醒
不过，在制造业的那份工作，我还是只坚持了4个月。因为我的工作内容不只是设计，还要跟合作方对接，到后来，我甚至还要写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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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乱的工作内容和不明确的考核标准，让我很难像过去一样梳理自己的业绩。我的恐慌和焦虑再次被激发。
办离职的那天，领导还是和第一天面试那样，送我进电梯。“公司在发展到不同阶段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需求，你趁这段时间可以先想一想自己的需求。”
我的需求是什么？更高的薪水、更大的平台又或者是更好的业绩，这些职场里的诱人条件，对我来说，都比不上一个更有安全感的地方。哪怕这份安全感只是因为有熟人在，可以让我从“孤独地抗争”中，短暂地解脱出来。
我最后选择了朋友开的一家小创业公司，主要为品牌方提供内容创意和制作，团队人不多，气氛也很宽松。
接到朋友邀请时，我刚刚拿到一家上市公司的offer。朋友这边能提供的薪水低很多，但有两点实在太吸引我：简单，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做完本职工作还可以在办公室忙自己的私活。
其实离开乐视后，我一直有做自由职业的想法，朋友的offer，也相当于半自由职业。
“乐视都倒了，没有什么公司值得信任，还不如去和熟悉的人工作。”后来我就这样向周围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降薪来到一家小公司打工。
在由人情构成的工作室里，确实更加自由。我可以睡到自然醒再去工作，中午到公司后，先在公司里慢慢悠悠煮个汤，一边盛汤一边问茶水间外的人：“有谁要喝汤，今天煮的是银耳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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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家一起喝完汤，我们再开始工作，晚上忙完就可以回家。老板还很爱放假，年假向来是半个月起步，不过项目忙起来的时候，我也得睡在公司。
要说这份工作对我最大的挑战，大概是适应从甲方到乙方的转变。
某天深夜，一位同事突然给我打电话：“快去领红包，甲方在群里发红包了，记得表达感谢。”我领到了1.22元的红包，同时献上了一连串“谢谢老板”的表情包。
不过在这里，我确实被修复了。大厂螺丝钉的快乐和痛苦，都离我远去。
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乐视前同事的微信：要不要一起出来吃烤肉？离职后的一年，我除了窝在家里打游戏，就是和他们一起呆着。五年时间，我们见证彼此的难过与成长。
我赴约了。当晚一起吃烤肉的有4个人。除了我之外，其他三个人，一个在广东开民宿、一个考公上岸，进了体制，只有一个人，去了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