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在赋役征银中发现“人”，在批量制造中维护尊严 | 书评( 二 ) 财政|白银|粮食市场|研究|国家

明朝财政资源征集和分配的起运部分（朝廷支配部分），在地域分布上，大致呈现为北方各省供边（长城沿线“九边”地区的军事支出）、南方各省供京（供应京师各类人口需求，主要是粮食）的局面。而浙直财赋之区，特别是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各府，供应京师漕粮的比重和专供内廷的白粮（上等粳米和糯米）负担较其他省份和府县尤重。其负担之重，不来自正额税粮的庞大，而来自运输费用和各种杂费的繁多。若能折征白银，则运输费用可以大幅节省，杂费因征纳手续简化也可降低，纳税人户的赋税负担显然因之可以减轻。
但是，自明到清，税收货币化和商品货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时间跨度近五个半世纪，除了正统年间百万两的折银外，漕粮和白粮的正额基本维持实物征收不变，仅有比例甚小的附加税折银，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方才有大规模减征和折银。甚至可以看到，因为江南源源不断的优质粮米供应京师，京师粮价竟然低于粮米的原产地，运输漕粮的漕丁和粮员发现此一奥秘，干脆在征漕省份折收银两，到通州再购买粮米抵数。可见，明清统治者为了最高统治集团的享受，凭借大一统集权国家的巨大组织力，将粮食市场扭曲，让供漕地区人民付出巨大代价。难怪明朝晚期京畿试种水稻、清雍正时期（1723-1735）的直隶营田试验，全都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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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自发交易市场上的“货郎” ，自宋之后是各家画作的常见元素。图为明代“浙派”画家吕文英所绘的《货郎图》之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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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与摇摆不定的去货币化
就浙江和南直隶两省而言，明代赋役折银比较彻底的部分是役，这方面《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有较详细的梳理和论证。
由于集权官僚制的烂熟，在外部压力下，中国古代的王朝，在充当“裁判”的同时，往往倾向于亲自“上场踢球” 。当然，前朝的覆辙多少可为后朝提供鉴戒，汉武帝的统制经济几乎重蹈亡秦老路，唐朝食盐专卖就利用了市场机制，将垄断经营权授予特定商人，而两宋则将垄断特许经营和“左右手互搏”发展到极致，虽然敛财之术登峰造极，甚至让后世史家惊为“欧洲近代资本主义财政体制的先声” ，但此敛财之术的不可持续，明朝开国者却深有体会。
为避免宋亡之祸，明太祖力贬桑弘羊、王安石诸敛财之臣，向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看齐，强化国家对土地和劳动者的直接控制，国家所需之物资，一概征收实物；所需之劳务，稍专业者，如军，如匠，如灶，等等，以户籍制度锁定专门人户承充；地方政府治理所需之劳务，则经基层组织——里甲或佥派轮充，或定户永充。如果严守实物和活劳动的原则，国家和地方政府横征暴敛的冲动可以受到有效制约。因为实物不可无限期储存，活劳动更无法脱离劳动过程而存储。
但征收实物和活劳动的赋役体制，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旦赋役的征调超出一定地理范围，需要数百里甚至数千里的协济，空间移动成本和管理成本就会相当昂贵。另外，同纬度地区的物产趋同，即使是不同纬度地区的功能相同的物产也互可替代，直接临民的地方官和纳税人户都会利用这一点尽量节省纳税成本。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市场的交易在赋役财政体制下，也会被地方节省纳税成本的需求创造出来。丁著中重点论述的浙直漕粮、白粮附加税的部分折银，就是这样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