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寒天气、全球变暖，有多少认知可能是误区？( 二 )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即使是倡导人们吃本地食品的“本地食品主义”运动，也没法阻止气候变暖。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克里斯托弗·韦伯和H.斯科特·马修斯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购买本地生产的食品，事实上反而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什么呢？
与食品有关的80%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大型农场比小型农场的排放效率高得多。交通活动中排放的气体只占了与食品有关的气体排放的11% ，从生产商配送到零售商的运输活动则只占到4% 。韦伯和马修斯两人提议，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方案在于巧妙地改变日常饮食。 “每周改变一天的饮食习惯，不吃红色肉类及奶制品，转向鸡肉、鱼肉、鸡蛋或以蔬菜为主的饮食。这种改变所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从本地采购所有食品减少的排放量更多。 ”他们这样写道。
或许，你也可以放弃牛肉而改吃袋鼠肉，因为出于命运的安排，袋鼠放的屁中并不含甲烷。但想想看，说服美国人吃“袋鼠肉汉堡包” ，又要开展多大规模的营销宣传活动呢？再想想那些养牛的大牧场主，他们又会多么拼命地游说美国政府出台禁吃袋鼠肉的法律呢？幸运的是，一组澳大利亚科学家正在设法将袋鼠胃中的消化细菌移植到牛胃中，这算是从另一个方向解决问题。
我们恣意污染地球，并在全球变暖的进程中学会生存，是否可行？
由于多种原因，全球变暖问题十分棘手，难以应对。
首先，气候学家没法做实验。从这点上看，他们更像经济学家，而不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他们的目标就是根据现有数据搞清楚各因素之间的联系，而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例如推动10年禁车（牛）法规的出台。
其次，自然科学研究异常复杂。人类活动的影响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假定我们把航班次数增加两倍，首先是对气体排放量产生影响，另外还会对大气对流和云层的形成产生影响。
为了预测全球地面温度，气候学家必须考虑上述情形和其他因素，包括蒸发过程、降水量，没错，还有动物的气体排放量。气候模型再深奥、复杂，也没法准确地描述上述变量，因此，显而易见，预测气候是十分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现代金融机构所采用的风险模型似乎就可靠多了，然而正如近期金融危机所表明的那样，实情往往并非如此。
气象科学固有的不精确性意味着我们无从肯定地预测当前走的这条路会导致气温升高2摄氏度还是10摄氏度。我们也无从确切地知道，即使气温陡然上升，是否真的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麻烦，抑或导致“文明末日”的来临。
正是因为这种令人发怵的灾难性后果（不论其有多么遥远），才使得全球变暖问题成为公共政策中最亟待解决的议题。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气候变暖将给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那么这个问题就成了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也就相当于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减少碳排放带来的益处，是否比为此投入的成本更大？如果等着在未来再减少碳排放，情形是否会更好？抑或，如果我们恣意污染地球，并在全球变暖的进程中学会生存，是否可行呢？
经济学家马丁·威茨曼分析现有的最完善的气候模型后得出结论：未来面临十分糟糕情形的概率为5% ，届时温度将升高10摄氏度之多。
当然，由于预测的是不确定性因素，所以结果就更为不确定。那么，在全球将面临重大灾难的概率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应投入多大的成本来应对它呢？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Stern）曾就全球变暖问题为英国政府撰写了一份百科全书式的报告。他给出的建议是：世界各国每年应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5%拿出来应对这个问题。从现在的情况看，也就是每年要为此投入1.2万亿美元。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知道，人们一般都不愿为了应对未来问题而花费大量的钱财，尤其当这种未来问题发生的概率如此之低时。我们也可以静观其变，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在将来的某天我们或许有更好的方案，其成本要比现在低很多。
就经济学家而言，其所受训练使之足够冷血，因而能悠闲地坐下来，镇定地讨论全球性灾难的利弊权衡问题，相比之下，其他绝大多数人对此就没有那么镇定了。对于未知的情形，大多数人都会做出过度反应，表现为不同的情绪，例如恐惧、责备、麻木不仁等等。此外，未知情形扰人心烦的一点还在于，会让我们联想到最糟糕的情形。（想想上次那个寂静的夜晚，你听到卧室外面令人恐怖的脚步声。）全球变暖可能导致的最恐怖的情形，绝对与《圣经》中的描述无异：海平面上升，高温炼狱，灾难频发，地球混沌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