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行为|“群体免疫”的前世今生( 二 ) 国际

因此，马尔萨斯感慨道：“要防止贫穷的发生，啊呀！那是人力所做不到的。突然努力去做天然做不成功的事情，我们不仅牺牲了可能的利益，而且牺牲了确实的利益。 ”
根据马尔萨斯的这些观点，社会资源应该集中于最有效率的劳动人口，而那些无效的劳动力——无论是因为年老或伤残而导致劳动能力丧失，或是因为个人的道德堕落，还是因为经济周期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而无法就业——依据自然法则是应该被淘汰的，救助这些人群会浪费社会资源。尽管马尔萨斯的主张有违基督教的基本道德观念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却在英国的精英圈中收获了很多粉丝。其中便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曾评论说：“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我在这里能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之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 ”同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对英国政府对待贫困人口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曾鼓励生育，认为即便是穷人多生孩子也会使国家富足，可是，在《人口论》出版之后，皮特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此后还接见了马尔萨斯。
2 英国近现代史上“自由”的真相
怎么样才能理解马尔萨斯在英国所产生的影响？马尔萨斯生活在完成了“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英国，此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成型，大量的劳动人口被从各种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可以“自由”出卖自身劳动的劳动力。同时，原本由封建领主和教会提供的各种社会支持随着封建关系的瓦解而消失，他们也被置于各种市场风险之中，贫困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尖锐。
如何去解决普遍的贫困问题？在自由和社会公平及正义之间，英国的精英阶层显然选择了前者，使得贫困问题成为英国社会久拖不决的毒瘤。
首先，英国社会认定贫困的根源在于个人的怠惰。 1601年，英国出台了《济贫法》，认定贫困的根源来自个人，贫困是“个人责任” ，国家不应该承担救助的责任。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第一，贫穷与懒惰有关，社会对于贫困的责任应当让位于社会对穷人的压制；第二，济贫行为不是使穷者富，而是使富者穷，他能够制造出一个穷人的世界。显然，马尔萨斯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
其次，各种救助穷人的措施会妨碍这些穷人去“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长期涉足于济贫事务的乔治·尼克尔斯爵士曾对英国《济贫法》作出如下评论：“即使《济贫法》延缓了革命，它也同时阻碍了文明的进程……《济贫法》将劳动力禁锢起来（无法自由流动）。 ……”只有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解除了封建隶属关系和被剥夺了封建关系所蕴含的生活保障，这些劳动者才会不得不去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存，而劳动力商品化正是资本主义发展与繁荣的先决条件。因而，在封建关系被摧毁后，英国政府迟迟不愿出面承担原本由教会和封建领主承担的社会责任，任由贫困现象发展肆虐，而以自然法则、自立精神、个人自由等等的名义来为自己开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所谓“自由”的虚伪和不道德，这些自由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只不过是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被资本家剥削的自由。
自由主义在英国长期占据主流，这对其社会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思想传统中，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习惯于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来考虑针对老、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政策。英国学者C.菲利普森在一份关于英国退休制度的研究中指出：“在一个基本制度主要围绕着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议题而设计的社会里，社区中的各种养老设施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为现有劳动力大军服务、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如何对待老年人是一个久拖不决的难题。 ”人的经济属性被置于社会属性之上，人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由这样一种立场出发，因为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和底层的贫困人口往往是无效的、低效的、或“冗余”的劳动力，只能“浪费社会资源” ，借由“自然之手”来消除他们，看起来是很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