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儿到当代传奇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为何会被称“预言家”？( 四 )

在1989年的《给樱桃以性别》中，这份前瞻性便已初露头角。故事借助一位女性角色，预言了“反抗灭绝”的抗议和占领运动，巨人突袭世界银行、五角大楼等资本主义发展重地，把身着西装的男人塞进麻袋，温特森以此暗示了资本主义对环境带来的影响终会引发运动，就如今日西方此消彼长的环保抗议一样。而《写在身体上》则在赞颂“爱”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时，刻意将叙事者的性别模糊化，令读者一时难以辨别故事的情感主线究竟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在如今的英国，性别身份问题已然得到了大众的普遍重视，然而在《写在身体上》出版的年代，“性别身份”与“性别流动性”的概念远未为社会主流接纳。“我所期望的一个时代是，大家都不把性取向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要。性取向是一个光谱，而不是一组二元对立，人们是可以在这个光谱里有一些游移的。”这是温特森一直持有的观点。
同样的，《苹果笔记本》（2000）借用了当时尚未普及的计算机互联网来作为故事讲述的媒介，预言了未来虚假新闻泛滥、难辨真假的景象，也即我们的而今状况。而2007年出版的《石神》（The Stone Gods）则是一部“后启示录”类型的爱情小说，用后现代主义体裁隐喻了历史的轮回趋势和人类“知错不改”的属性。
在温特森最新的小说——于2019年出版的《弗兰吻斯坦》（Frankisstein）中，她再度通过她那精美的故事“水晶球”，对人类近未来的发展提出设想。这部作品是对玛丽·雪莱的经典小说《弗兰肯斯坦》的重写，故事的背景被设定在当下人工智能时代中脱欧的英国，内容涉及了跨性别、跨人类等惹人关注的“时髦”议题。而对于同样引发热议但还未在此书中探讨的基因编辑技术，温特森表示也想要写写它。
身为一位女性、一位工人阶级女性、一位同性恋女性，珍妮特·温特森对自己的政治倾向直言不讳，并热情地投身于公共讨论之中。长期以来，她像是一位永远向前迈进的小说家，不断地用她独具一格的文字驱动着社会与文化的潮流，不仅能用坚持不懈的写作对人类未来图景做出展望，更切实地通过她的书写参与、推动着社会的改变，特别是在与性别相关的事物方面。珍妮特·温特森曾在采访中谈及，小说家们生活在现实之中，必然会拥有政治性，而他们同样可以借此尝试影响世界。而她自己，无疑也正是这样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