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傅聪和马友友的回答 | 手记( 二 ) 写作马友友那篇稿子时

所以，我希望马友友的稿件里能呈现一个父与子的潜在主题。这是我试图在文本里埋藏的第二层故事，一个父辈的故事，是另一代人的命运和他们的抉择。
写作期间我重读了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还有《曾彦修访谈录》和那个时期的《吴宓日记》。每个人用不同的侧面记录了一个共同的时代，这是亲历者的答案。书里已是上个世纪的往事，如今读起来却依然振聋发聩，它们迫使我去面对很多苦涩的问题，如何去理解时间、如何面对时代，活着究竟可以有多少种答案。
采访马友友的前一天，我还在同时操作许渊冲的采访，两个人选择了两条路，后来傅聪去世，写作期间很多细节也会让我想起采访中的马友友。面对人生的苦，许渊冲用争来消化，傅聪用沉默来消化，还有人用复仇来消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音乐梦想转交给下一代，命令他的人生必须成功，用以消解时代留在自己身上的苦。一种更普遍的消化方式是假装遗忘，河流冰封后又融解，仿佛寒冬从没来过。
马友友是我见到的第三种答案，让自己走向更广的人群，发现他人的美好——乐观、热情、纯粹——把它们融进音乐里，活在自己身上，然后用音乐传递给更多人。
马友友说，人生之初并不是自己主动选择了音乐，他当时用的词是fellintoit ，音乐是父亲围在摇篮旁的背景音，一出生就陷了进去。学琴的时候他只有四岁，很多信念是周围的人给他的，听什么音乐是父亲挑的，怎么练琴是父亲决定的，音乐的意义是什么，最初的答案来自伯恩斯坦、卡萨尔斯、姐姐、母亲和父亲。存在于马友友身上的很多特质是他所遇到的人群留下来的影子，它们构成了消化苦的第三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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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马友友和姐姐在演奏图源网络
采访中的马友友活得像太阳，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采访对象，像太阳一样全程释放善意的能量，他也没有架子，有问必答，像和朋友聊天一样接受采访，很松弛，总想把对方逗笑。采访回答也都是美好而纯粹的音乐理想。其实仅仅基于这些美好的回答写也可以成稿，关于音乐的很多文章都是这么写的——书写极致的天真、纯粹和美，但我不想这么轻巧带过，我也不能这么做。因为人是复杂的，真实世界也是复杂的，我必须让稿件面对真实，不能逃避复杂。
马友友稿件最大的写作危机是会让纯粹流于表面，把纯粹写得像一个离地三尺的神，读者读了一个美好到近乎神的人，读的时候觉得好美啊，关上文章眼前依然是自己的苦涩和辛酸。事实上，音乐和人生一样，不只是喜悦，它也有痛苦、抉择、妥协和残酷，马友友亲历了这些，采访中的很多细节也让我确认，他不仅清楚知道这些苦楚的存在，而且会用自己的行动去促成改变，把自己活成这些苦楚的解药。这是父辈教给他的答案，生活困顿的日子里，父亲给了他慰藉人心的巴赫；困惑于声名的日子里，卡萨尔斯教他首先成为一个人；目睹社会撕裂的时候，伯恩斯坦告诉他，从此以后我们要让音乐比以往更有力、更美好、更专注也更动人。这些来自父辈的教导，共同构成了一个音乐家的人生答案，这就是我们对暴力的回答。
音乐成为了马友友对生存的回答，他活成了一剂治愈苦的药。采访的时候，他总喜欢说giveback ，他从人群中获得了力量，他也一直在向人群中归还这份力量，在疫情期间为想家的陌生人拉琴，打疫苗的时候也带着琴，为他人演奏《圣母颂》。马孝骏临终前，马友友给父亲描述自己想象中的天国，给父亲拉大提琴，用巴赫安慰他，音乐把临终的苦楚变成温暖的回忆，这让我想起傅聪的信念，人世间有很多喜怒哀乐，只有音乐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变成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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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友友在社区学校里接种新冠疫苗后，拿出大提琴在现场演奏，他说，这只是给他人的一点回报。图源视频截图
马友友的存在，是活着的一种可能性确认——人也可以这样活。一个没吃过苦的人保持天真不稀奇，但是一个清楚苦难的人依然选择纯粹，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他身上值得书写的部分，马友友面对过复杂和残酷，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纯粹，这种可贵的人生状态从何而来，我想把这样的故事分享给我的读者。我必须努力呈现这种人性细微处背后的真实，也许我不一定能做得足够好，理解会有局限，写作也会有局限，但我必须尽力去尝试理解复杂、呈现复杂，给予读者尽可能多角度的信息，让读者听得到他的声音，看得到他的行动，能识别到他所处的群体环境，其他人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过去做过什么、现在做什么，把尽可能多的有效事实提供给读者，让每个人基于多维度的素材做出自己的阅读决定，体会采访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我们写的文章在今天能有什么作用，也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分享、去端详另一个人的活法，理解与我们活在同时代的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