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傅聪和马友友的回答 | 手记写作马友友那篇稿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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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马友友那篇稿子时，《人物》作者李斐然同时操作着另外两篇稿件：许渊冲和傅聪。面对人生的苦，许渊冲用争来消化，傅聪用沉默来消化，而马友友提供了第三种答案，让自己走向更广的人群，发现他人的美好——乐观、热情、纯粹——把它们融进音乐里，活在自己身上，然后用音乐传递给更多人。
文｜李斐然
动笔写马友友的稿子花了很久，准确地说，花了三个选题的时间。那段时间，我写了三个迥异的人——翻译家许渊冲，钢琴家傅聪，还有大提琴家马友友。这些选题的最大考验是如何理解时间，因为它们共同指向了同一个命题：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采访对象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他们常常跟我提到气候这个词，命运有气候，时代有气候，人生也有气候，冬去春来，周而复始。一个人和他的时代常常错位，能活在适宜时代气候里的人是极其幸运的，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运气。
翻译家许渊冲在1951年选择回国，那一年他刚30岁，结束了法国留学生活，回来以后参了军，当了老师，想要翻译出书。但那是翻译的冬天，此后30多年间，他不得不活在沉默里。每天晚上他都会翻译到凌晨，译稿装满一个又一个箱子，他收到的回信是不予发表。
钢琴家傅聪在1953年第一次出国，那时候他很年轻，在国外参加钢琴大赛，见识到了音乐有一个绚丽的春天。他在比赛选手住的酒店大厅里听到阿什肯纳齐的演奏，忘我地站起来为自己的竞争对手鼓掌。后来，他选择买了一张去英国的飞机票，人生的轨迹从此改变了。
第三个面临抉择的人是马孝骏，马友友的父亲。他在法国攻读音乐博士学位，学习作曲理论和音乐史，尤其擅长儿童音乐教育研究。 1953年，他接受音乐家贺绿汀的邀请，辞掉了在法国的工作，打算回国继续音乐教育。他的行李里有1000公斤当时国内买不到的、最重要的音乐书谱，想要运回来以后全部捐赠给学校，为此申请了100英镑的补助，可生活还是用最小的细节困住了他，拖家带口等了一年多也没等到。发现自己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故交，告别了回家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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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孝骏申请补助的公函图源网络
三个被时运困住的人，用三种方式回答了自己的命运。在时代冬天里，许渊冲总在大声说话，他被叫做许大炮，开会的时候争对错、争高低，大吵到面红耳赤，他在抗争，他要翻译，他的同事直到今天都这样形容，斗争永远活在了他的身上，一直活到了100岁。傅聪沉默了，总是躲在黑暗里弹琴，他说越来越少的话，把自己收缩到内心深处，他只跟琴说话，只让琴代替他说话，音乐成为了他一生近乎唯一的表达。
【许渊冲、傅聪和马友友的回答 | 手记】马友友的存在，是对时代困境的第三种回答。这就是马友友稿件的最底层逻辑。在显性的文本表意层面，这是一个大提琴家马友友的故事，一个从小学琴的孩子如何长大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我希望在可行范畴之内，让这个稿子在最深层容纳一个隐性叙事，去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在一个明暗摇曳的年代，一个人选择如何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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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友友图源cfp
这个隐藏的故事就是马孝骏的选择。 1955年，他在信里用清秀的字写着，谅因国内有误会或『不接头』的地方，退回了自己的路费申请，并表示我们已决定暂时居留法国。就在那一年秋天，马友友出生了。这位父亲把自己的热爱全部留给了孩子，给两个孩子听自己喜欢的巴赫，陪他们玩游戏，教他们说汉语、写毛笔字，吃饭的时候教他们用汉语叫每一道菜的名字。马友友对父辈的中国古典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切，他喜欢说汉语，上哈佛的时候总在图书馆读《红楼梦》，采访的时候聊起新专辑，最喜欢的曲目来自中国作曲家吴彤，理由是它的旋律让他想起宋朝。
也正因如此，马友友的采访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在采访中获得了很多具体的事实细节，佐证他的善意和纯粹，但是马友友的纯粹是一个结果，它的存在有一个源头。如果孤立地理解、描述他的个人故事，不追寻事实源头，事实逻辑就会充满了令人困惑的为什么——为什么马友友身上展现出这样的纯粹？这种纯粹从何而来？这种纯粹的事实支撑是什么？事实是否立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