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T技术“惊现”斯坦福大学，独家解密中文电脑字体研发全过程( 三 ) “把它们送回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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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背”字的位图草稿特写，显示了用修正液进行的编辑（来源：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考虑到团队需要设计的字体的字数庞大，至少需要设计3000个以上的基本汉字。人们可能会猜测，设计师们会不会使用一些可以简化设计工作的方法。
比如，通过复制中文偏旁部首来简化设计，这样当不同的字有同样的偏旁时比如“女”字旁，就无需再次设计“女”字旁，而是直接复制之前设计好的“女”字旁。
但是，笔者从当时设计的档案资料中，并未发现设计师们使用了任何类似上面所说的工作机制。与此相反，路易斯·罗森布鲁姆坚持让设计师亲自对汉字的每一个细节进行设计和调整，为的是保证每个汉字的笔画部首在整个汉字中的协调，尽管这种协调通常以十分细微、甚至难以察觉的调整来实现。
例如，在同样包含了“女”字旁的“娟”字和“娩”字的字体位图中，这两个字的“女”字旁部首并不完全一样。在“娟”字中， “女”字旁的宽度为6个像素，而在“绵”字中， “女”字旁的宽度仅为5个像素。此外，在“娩”字中， “女”字旁的右下角的笔画向外延伸了一个像素，而在“娟”字中，该笔画并没有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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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者重新制作的SinotypeIII字体中的“娟“和”娩“的位图字符（来源：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特别珍藏）
在整个字体库中，这种程度的精确度的要求十分常见，并非特例。当我们把位图草稿和它们的最终形式放在一起对比时，就会发现更多有趣的变化。
比如，在“罗”字的草稿中，左下角的最后一撇是以一个45°角向下延伸的。但在最终版本中，这一撇被''拉平''了一些，先以45°开始向下，但之后这一撇的倾斜角度变小了一些，并且变得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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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罗”字的两个草稿版本的比较（来源：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尽管设计师的设计空间似乎很小，仅仅是16乘16的网格，但他们必须在小小的网格中做出数量惊人的决定。而这些决定中的每一个，都会影响到他们为特定汉字所做的其他决定，因为即使增加一个像素，也会改变整个汉字的水平和垂直平衡。
网格尺寸的无情限制，以其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了设计师的工作。这一点在为了实现对称性这一“魔鬼”问题时表现最为明显。
比如，在汉字中经常见到的对称布局，在低分辨率的框架中却尤其难以表现，因为根据数学规则，创造对称性需要奇数的空间区域。
但偶数尺寸的位图网格的局限（如16乘16的网格）让对称性变得不可能。在许多情况下，图形艺术研究基金会通过只使用整个网格的一部分来实现对称性：比如说在16乘16的网格中只使用15乘15的区域来设计，但这也进一步减少了可用空间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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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山”、“中”、“日”、“田”等字的对称和不对称（来源：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而当我们对比不同公司或不同创作者为不同项目创造的位图字体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差异也更多。
比如说下图中出现在SinotypeIII字体中的三点水偏旁：“氵”（下图中的右图），与另一种由H.C.Tien（左图）创造的早期中文字体中的三点水偏旁的对比。 H.C.Tien是一位华裔美国心理治疗师和企业家，他曾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尝试过汉字的计算机字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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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SinotypeIII字体中出现的三点水偏旁（氵）（右）与H.C.Tien创建的早期中文字体的三点水偏旁（左）的对比（来源：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尽管上述例子看起来与本文的关系看上去不大，但从以上所说的每一个例子，我们能看出无论是在起草阶段还是在数字化阶段，图形艺术研究基金会的设计团队必须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定。
当然，汉字字体的分辨率并没有长期保持在''低''的水平。计算技术的进步使得汉字的字体设计能使用越来越密集的位图、越来越快的处理速度、以及越来越低的内存成本。
【中国IT技术“惊现”斯坦福大学，独家解密中文电脑字体研发全过程】而在如今这个4K分辨率、视网膜显示器等的时代，可能很难体会到早期中国位图字体创作中的艺术性——包括美学和技术上的。但是，正是通过这些人的艰苦工作和不含糊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使得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现今能够使用计算机、新媒体和互联网，而且非常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