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考证和批评密切结合。程先生说：“要具体，就要调查研究。这首诗怎么写的，心理状态，气候环境怎样……”（250-251页），这说的就是考证，即是对与作品相关的史实进行考订。“除调查研究外，还要钻得深些。……杜诗中可研究的领域很多，音响、色彩、空间感、时间感”（第251页），这说的就是批评，即是对具体作品的感悟、分析和深度阐发。考证是批评的前提，批评要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上，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如在讲《望岳》时，程先生对“神秀”这个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提醒学生：“常常要注意专门术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概念。不然，很容易弄错。”（262页）这些地方就需用考证的方法。程先生还说：“杜诗题目用字很精确，非泛下也。同《望岳》相对的是‘登岳’。……《望岳》注意到概括性。”这运用的就是批评。程先生考察每一篇作品，均不乏严密的史实考订和灵动的艺术批评。
三是学习创作。程先生主张：“要研究，适当搞一点创作。”（第252页）“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没有一点创作经验。”（《答人问治诗》，《治学小言》，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23页）有了创作经验，方能深入体会古人创作之甘苦。程先生能诗，于古诗艺术方面的精微之处，常常能够作出鞭辟入里的分析。如文天祥的《六歌》，他说：“文天祥缺少变化，专习形象，斯为小家。《六歌》这样的作品不能算是很成功的。布局按家庭成员，写法单调。艺术构思、语言、文思平庸，没有惊心动魄的话，与其生活不相称。不用抒情，而用叙述，没有激动人心的形象和意境。他缺乏才能。文天祥不善于琢磨音节，有五篇一韵到底，声音不能传达思想感情的变化。”（第274—275页）这些独到的体会，非深谙诗道者不能抉出。为了说明“写组诗，不要雷同，又要相互衔接，要有首尾，要有变化”（298页）的观点，程先生举了自己创作的《饶固庵宗颐为詹安泰刊行遗集，无庵哲嗣伯慧索题，因书五首》，并作细致讲解。程先生该讲得何等亲切和深入，学生又会受到怎样的启示和感发，真是令人神往！
由上可见，程先生的本科生教学，重在基本知识的讲解与拓展；硕士生教学，重在研究方法的传授与示范。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朱熹注曰：“规矩，匠之法也。”《讲录》在在显示了程先生课堂教学的“规矩”！
当然，讲求“规矩”并不意味着刻板单调，相反，程先生的课堂语言幽默风趣，尤其是其不经意间说出的观点，往往闪耀着奇思妙想，真知灼见。如“文学史上有两种人物：一种是留下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另一种是枢纽式的人物。像宋代的欧阳修，诗文做不赢他的学生苏轼，但他在文学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37页）像这样高度的概括，很有穿透力和解释力。如“白居易想写爱战胜死，但未写透，汤显祖《牡丹亭》完成了这个任务。”（87页）信口点出了《长恨歌》和《牡丹亭》内在关联，启人心智。再如讲王维《江汉临泛》，“七、八句，应酬话，客气话，不占主要位置”（51页）；讲黄庭坚《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余赋诗》，“整个这首诗，情实而景虚，他没有去过。”（103页）这样富有智慧的提示，给人以茅塞顿开之感。
需要指出的是，《讲录》是据四十年前听课学生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成。学生记录课堂笔记，定会有所选择、有所侧重，不同的学生又有不同的书写风格，致使《讲录》文字详略不一，形态参差多样，在内容的翔实和逻辑的连贯方面都不能与当代据录音整理又经作者审订的“讲录”等量齐观。这就涉及本书的读法问题。我们应该认真研读《讲录》本文，准确理解程先生所讲的每一个知识和方法；也要做到把书中多次出现的字词、技法、诗篇“捉置一处”，相互对话，从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相关内容；我们还应想到与程先生的其他著作参读，尤其是《闲堂文薮》《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等。因为程先生的教学与科研关系密切，他的论文往往就包含着教学内容。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到程先生的《唐诗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