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讲录》还讲了抒情诗的定义与特征，五七言诗歌的起源和发展，律诗的概念等诗歌知识，还讲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一与多等文学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汇聚起来，就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古典诗歌的知识世界，读之，恍如置身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程先生是不愿重复自己的，学术研究如此，课堂教学亦如此。在第二次讲授《古诗今选》的时候，他便不再按历时顺序讲解，而是采用专题的讲法，这就是《古诗讲录》的内容。《古诗讲录》共分九个专题，每个专题把相关的诗歌“捉置一处”，通过多层次的比较、细腻的解读，明流变，析特色，给人以多方面的教益，诚如张伯伟先生所言：“我在大学期间曾两度听取程先生开设的古代诗选课，从讲授的内容到讲课的形式，两次都是不同的，而其间仅隔一年。使我每听一次，都有新的收获。”（《程千帆先生的治学与教学》，《读南大中文系的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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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古诗讲录》
张伯伟编
程先生给本科生讲课，侧重对基本知识的讲解和拓展，这背后有他明确的观念和一贯的想法。早在1942年，年仅三十岁的程先生就主张：“大学四年，既极仓卒，学者不仅期望教员能与以平正通达之基础知识；尤在能于此极其广大之知识中，详所当详，略所当略，提纲挈要，示以完全之系统。”（《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弊》，见《讲录》第3页）到南京大学任教后，程先生对八一级的硕士生依然强调：“还是应该把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你们是从一个受基本知识的教育转到一个严格的、教正规的科学研究道路上来……”（《书绅杂录》，《桑榆忆往》，第193页）可见程先生本科生教学，非常重视“平正通达之基础知识”与“完全之系统”。《讲录》所包含的本科生教学内容就是其对此教学理念的成功践行。程先生对本科生教学是如此主张，而其对硕士生教学则异趣。
莫砺锋先生（当时是七九级硕士生）曾回忆：“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开了两门课……第一门课是校雠学，第二门就是杜诗。他说：‘校雠学教你们怎样收集材料，杜诗课教你们怎样分析材料，我的本领都交给你们了，接下来你们自己读书就行了。’”同时莫先生体会：“千帆师的杜诗课绝对不是作品选读课，而是一门专题研究的课程。他开课的目的不是介绍有关杜诗的知识，而是传授研究杜诗的方法。”（《薪火相传讲杜诗》，《江苏政协》2007年第8期）可见给硕士生上课时，程先生的重点则是对杜诗研究方法的讲授。
《讲录》收有当年程先生所编的《杜诗讲义》。他曾说：“讲杜诗我从武汉大学到南京大学，讲过多少遍。每一次我都换讲义。”（《劳生志略》，《桑榆忆往》，第59页）这部讲义是程先生最后一次讲授杜诗的讲义，融入了其一生研究杜诗的心血。看《杜诗讲义》，共分六大部分：“一、浦起龙《少陵编年诗目谱》”“二、杜诗中所见公境遇”“三、杜诗中所见公性情”“四、杜诗中所见公文学主张”“五、前人总论公之成就”，然后是“杜诗会通”，共27组，也就是27个小专题。
在正式讲授时，程先生第二次课集中“谈研究方法”，最后一次课集中谈六个“并重”；讲授其他内容，也时时有对方法的总结和强调。这确实是在“传授研究杜诗的方法”。通过细致寻绎，程先生主要讲了三大研究方法。
一是从具体作品出发。程先生认为，“具体非常重要”（250页），“反反复复阅读诗，是最笨而又最聪明的方法”（第275页）；三十年来抒情诗研究未取得很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具体的诗人，具体的作品都抽象化”（第250页）。正是因为重视具体作品，所以无论是编写讲义还是正式讲授，程先生都自始至终地贯彻这个方法论原则。但是从具体作品出发，并不意味着从具体到具体，程先生追求的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即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研究而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如通过《饮中八仙歌》一组诗“谈形式创造问题”；通过《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一组诗讲“一与多”的理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