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恐育的10086个理由

本文插图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摘要： 31岁的赵琛夫妇，妻子是985大学毕业的博士，为落户指标，找了一份月薪五千的工作。在农村老家的亲戚眼里，她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而对他们自己来说，生活才刚刚展开，他们拮据地租住在北京一角，想生孩子，可实在不敢；27岁的李洛，总在对比周边适育女性的生活境遇，这令她倍感焦虑，她觉得攒够了30万元，才具备生孩子的条件，为此，她曾同时兼职了四份工作；定居青岛的宇文夫妇，两人均是城市独生子女，生娃两年，负债十万，两人坚决不生二胎；而38岁的洪涛，考虑生育对妻子职业上升的影响，并且认为生育充满风险，结果一拖就是十年。
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城市，普遍渴望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追求跃升，他们在意自己的生活品质和时间投入，精于计算消费、生育和教育成本，同时也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凡此种种，叠加在一起，改变了这一类都市青年群体的生育观念。
2015年，中国全面开放二胎，而适龄人口生育一胎的意愿依然普遍过低。近期，民政部发布的信息中提到：“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 “总和生育率” ，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适育龄期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 ，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对社会发展来说，尤为险峻。这类现象在中国发达地区更为普遍，而构成现象的原因复杂。
以下是五位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适育青年的讲述：
李洛， 27岁，女，心理咨询产品运营
孩子是肯定要生的，对我来说，前提是要手握30万。
去年，从山西来到北京的第三年，我攒到了40万。我和男朋友一起掏钱，在天津买下170万的房子，我把这40万都投进了首付。这个写着我名字的固定空间告诉我，你可以进行人生中的下一个阶段了——结婚，生孩子。
这令我感到焦虑，我不得不在心里算了笔帐：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重新积蓄，一年攒10万块，再过三年，刚好到我三十岁的时候，大概就可以不惧怕辞职，放心生育了。
有了这个30万的目标，我比之前更加努力地赚钱。我知道，一个农村女孩，家人在钱上帮不了忙。来到北京的这几年，我几乎没有12点之前入睡过，晚上7点，从公司下班后，回家要再做两份兼职。最多的时候，要做到四份。
前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领导在培养我，也明显感觉工作有些吃力。我是学设计的，目前供职的公司主要做心理咨询项目，在团队运营过程中，我需要补充相关的专业知识。但下班后的兼职让我没有时间学习。兼职每个月给我带来7500块收入，一年足足有9万。最终，我要么早起一两小时读书补课，要么边化妆边听课。
30万，对我来说，意味着主动权和安全感。
我大学舍友小安，在我们毕业的四个月后，就急匆匆结婚了。她出生在山西贫穷的农村家庭，家里姐妹两个，这在当地容易被人看不起。她是大学班里的学霸，拿过国家奖学金，性格要强得像个男孩。我们都觉得，宿舍毕业后发展最好的应该就是她。
但就在毕业前，一个中专毕业的男生把她追到了手。因为意外怀孕，她的婚期定得匆匆忙忙，男方原本答应给的彩礼，也没有兑现。婚礼是在村里办的，为了答谢邻居、朋友们的礼金，小安要挨个敬酒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