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09月师友赠书录（二）韦力撰( 三 ) 国际合作|世界钢铁|合作|产能|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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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书琐话》，赵国忠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此书为启真馆组织的《三昧书屋丛书》第一辑之一种。该书出版前的几个月，谢其章先生来电说，吴兴文先生命我给该书写几句推荐语。大约二十年前，正是经谢先生之介，我结识了赵国忠先生，此后又是在谢先生的带领下，我跟几位朋友一同参观了赵先生的书房，了解到他对于民国版本的挚爱。这些年来，时常见到赵国忠研究藏书的文章，由此让我了解到他对于民国文献的谂熟，而我正是从这个角度写了推荐语，故赵先生的大著出版后，特赠一册于我。我从该书后封上看到，吴兴文和谢其章也写了推荐之语，原来吴兴文也是通过谢其章认识的赵国忠，而吴先生认识谢先生则是由我之介，这么多年过去了，感觉爱书人还是同一拨，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马齿徒长的表现，亦或是藏书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当然我宁愿相应是前者。本书内容为赵国忠收藏的民国版本，拜读这部大作，让我对一些细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爱眉小札》一书，我以往见到的几册均为线装本，然赵国忠在文中谈到：“良友初版的《爱眉小札》，黑漆布面精装，米色道林纸印，三十二开本，初版印三千册，7月旋即再版，又印两千册，并且还印过一百册线装本。”原来线装本这么少，可惜因为我的不懂行，将它们轻易放过了。巧合的是，前一度我见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陈徵先生，聊天时谈及《良友文丛》，我感叹于该书的精装毛边本制做得很地道，并且每本书的扉页上留出了作者签名的位置，同时每册书都带有编号，这些书成为了当今藏书家追逐的目标之一。我感慨于在那个时代，赵家璧已经把这些手段都用齐全了，真可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然而陈徵先生却告诉我，赵家璧亲口跟他说，那些编号签名本的《良友文丛》并不挣钱，这令陈徵也很吃惊，他问赵家璧，当时的良友图书公司靠什么来挣钱，赵告诉他，是靠出版《一角丛书》赚得大钱，而精美的《良友文丛》只是用来打牌子。陈徵讲述的故事让我也觉得吃惊，一者在我的印象中，赵家璧是另一个时代的著名出版家，没想到陈徵能向他请教出版问题。二者《良友文丛》太有名了，我以为这部书是多么的畅销，原来实际情况并不如我所猜。陈徵告诉我，他当时跟社里的领导去请教赵家璧，也是想效仿《良友文丛》，出版一个新的文丛，当他们听到赵的所言后，立即调整了方向，准备出版《一角丛书》，但是因为货币币值及成本的原因，他们将其调整为《五角丛书》，没想到这个书卖得很火，以至于陆续出版了十几年。对于《爱眉小札》的出版，我之前并不了解背后的故事，通过赵国忠的这篇文章，我方了解到赵家璧乃是徐志摩的学生，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为纪念恩师，赵家璧同陆小曼合作，计划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一部十卷本的《徐志摩全集》，此事在进展的过程中，“突遭胡适插手，他认为同商务印书馆相比，良友终究是小出版社，建议此书改由商务出，并说已征得商务的总经理王云五同意，出版前还可先预支一大笔版税。小曼的生活当时确有困难，又急需钱，遂答应了胡适。”我不清楚当时陆小曼是否已经与赵家璧签署了出版合同，如果是这样的话，陆小曼的作法有些欠妥。对此赵国忠在文中写道：在这件事上，不好说谁对谁错，胡适的做法可能欠妥，但小曼毕竟收下了预支的一千元版税，唯独苦了赵家璧，向志摩的旧友征集书信，收集志摩文稿等诸多工作，都是由他来做的。为安慰这位年轻的编辑，陆小曼从全集中抽出了日记集《爱眉小札》，因字数不足，又把同一时期自己写的日记拿出，连同志摩给她的书信，统以《爱眉小札》为名，交给赵家璧，作为“良友方学丛书”之一出版。此书中的《〈杂拌儿〉两书》一文，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十几年前，在韩小蕙老师的带领下，某天我们一同前往韦柰先生在北京的居所。韩老师介绍说，韦柰乃是俞平伯先生的外孙，现在香港某大学教音乐，因很少再回北京，故准备处理一批俞平伯先生的藏书。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大量的民国毛边签名本，几乎个个是大名头，并且都是题赠给俞平伯者，另外还有一批清代名人手札，这些手札裱成几大册，尤让我开眼的，则是俞平伯藏的一块雷峰塔砖。这个砖的侧边有个食指宽的小孔，乃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在里面塞《陀罗尼经》用的。近几十年来，《雷峰塔经》我见过几十件，其中真经也有十件以上，然完整的塔砖却是第一次得见。据说当年的雷峰塔并不是每块砖都藏有经卷，而俞楼就处在西湖边，雷峰塔倒塌之时，俞平伯恰好看到烟尘四起，想来这块砖就是他赶过去拾得的一块。由于我的迂腐，没能拿下这批难得之物。若干年后，这些东西陆续出现在嘉德拍卖中，然而我却没有见到这块雷峰塔砖，在韦府当时看到的那些藏品，也并没有全部浮出水面。而那时在韦府是否看到《杂拌儿》一书，我已记不起来。周作人对《杂拌儿》评价较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读平伯的文章，常想起这些话来。”正是因为《杂拌儿》所收之文的特殊价值，故前些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予以再版，并将其收入“百花洲文库”第二辑。然而，赵国忠发现这个新印本没有把原作全部收入：“而是遵照俞先生的意见，删去了六篇文章。”赵国忠认为，删掉的这些文章或许正反映了作者一定时期的思想状态，他举出了其中的《雪耻与御侮》一篇，称此文写于“五卅”运动发生不久，反映了俞先生对“五卅”运动的错误认识。该文在1925年6月的《语丝》上一经发表，即引起争论，郑振铎连写几篇文章批驳俞平伯的观念，数十年后，俞平伯在所写《忆振铎兄》一文中说到：“五卅”运动之后，我和振铎曾打过一场笔墨官司……我那时的看法，认为必先自强，然后能御悔；振铎之意恰相反，他认为以群众的武力来抵抗强暴才是当务之急，切要之图。现在想起来，当然，他是对的。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而其时正在逐渐地沉没在资产阶级学者们的迷魂阵里。故赵国忠认为，新印本删去这篇文章，“就反映不出作者思想变化的轨迹了。”想来，这正是藏旧书的价值与乐趣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