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09月师友赠书录（二）韦力撰( 二 ) 国际合作|世界钢铁|合作|产能|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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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韩琦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韩琦先生的这部专著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汉字、汉语与民俗文化研究”的成果。韩琦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讲到了跨文化研究近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他从研究生阶段就对中西交流感兴趣，尤其关注利玛窦以来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博士期间他选定康熙时期作为研究时段，迄今正好30年。韩先生称，研究这一课题，如果不能阅读当时的一手文献，就无法作出一流的学问，于是他开始学习法文、德文、日文和拉丁文，这种语言天赋令我叹服。他同时提到自己的老师杜石然精通日语，兼通英、俄等多种语言，游刃于哲学、文学、科学与历史之间，看来正在老师的博学给韩琦以重要影响。韩先生在本书导言中重点介绍了康熙帝的成就，他认为有清一代的皇帝中康熙最具政治眼光，无论与俄国或与教廷的交往，都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手腕。韩琦提到康熙时代有不少传教士在宫廷服务，并且编纂了大型历算著作《律吕渊源》，但却并没有使中国走向进代化，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科学沦为皇权的工具，满足于颁历授时、预测天象的实用需求，而不是以追求创新为目的；“御制”历算著作长期深锁宫中，没有及时传播；康熙晚年提倡“西学中源”说，导致了复古思潮的兴起。因此韩琦总结说：“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深思。”韩琦在本书中谈到，在康熙王朝的同一时代，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雄心勃勃，想摆脱葡萄牙的控制，和中国建立更为直接的交往，也谈到了康熙三年杨光先控制汤若望等四川邪教阴谋不轨，因此掀起的大案，经过一系列审理，汤若望得以免死，而其他5位奉教天文学家立即处斩，之后又从各地押解到京25位传教士，七月底又将这些人押回广州关押，这场反教案波及全国，影响深远。康熙七年，耶稣会士南怀仁凭借日影观测，证明西法优于中法，博得了康熙帝的信任，使得这场历狱得以平反。此后的一些年，许多耶稣会士到达中国，而他们前往中国之路并不平坦，有些耶稣会士经过了漫长单调的航海旅行后，由海路转到暹罗，再乘船经中国沿海北上，最终在宁波登陆，但他们受到了浙江巡抚的阻挠。还有的耶稣会士想从陆路到达中国，但俄国的彼得大帝不欢迎这些人经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为此路易十四分别给彼得大帝和康熙帝写了信，请求俄国给予法国会士各种方便。韩琦在本书中转译了路易十四写给康熙帝的一封信，此信的开头部分予以了康熙帝很高的夸赞：“至高无上的、最杰出的、最强大的、最宽宏的康熙皇帝陛下，我们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愿上帝增添您的伟大并祝未来美好。”尽管有着各种的曲折，但还是有耶稣会士进入了中国宫廷服务，韩琦在专著中谈到了康熙帝为何要编纂《数理精蕴》等天算著作，此事缘于清初沿用了明末编纂的《崇祯历书》，该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而本书采用的仍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折中体系。1711年，康熙帝发现钦天监用西法计算夏至时刻有误，《圣祖实录》中载：“天文历法，朕素有心。西洋历，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久而不能无差。”为什么要在意这些细微的误差呢？玄烨接着说道：今年夏至，钦天监奏闻午正三刻。朕细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犹之钱粮，微尘秒忽，虽属无几，而总计之，便积少成多，此事实有证验，非比书生作文，可以虚词塞责也。对于这件事，玄烨询问了来到北京不久的耶稣会士杨秉义，杨秉义用利酌理的表进行计算，所得结果与钦天监的结果不一致。由此让玄烨知道，西方已经有了新的天文表，因此命皇三子胤祉跟传教士学习，同时他本人也向耶稣会士学习历算知识。《圣祖实录》中载有1714年康熙帝谕和硕诚亲王胤祉的所言：北极高度、黄赤距度，于历法最为紧要，著于澹宁居后每日测量寻奏。测得畅春园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比京城观象台高四分三十秒。黄赤距度，比京城高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报闻。从这段话可以了解到，经过学习，康熙帝对于天文算法已十分熟悉，同时意识到了天文算法的重要性，韩琦在专著中写道：因此康熙和皇三子胤祉等人对法国科学院是有所了解的，他们想模仿法国的科学制度，这是设立蒙养斋算学馆，编纂《钦若历书》《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的重要原因。法国耶稣会士对促成中国的科学制度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专著中重点提到了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失宠的关系，正是这件事促使李光地学习天文算法。1704年康熙帝西巡时，问及李光地“隐论之士”，李举荐了李颙、张沐及梅文鼎，为此梅文鼎受到了康熙的接见。后来，玄烨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说了如下著名的论断：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玄烨认为，历法源自中国，后来传到了西方，西方学者坚持测量，长期予以校正，所以有了严密的心算体系，这就是著名的“西学中源”说。康熙帝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说法，韩琦认为：“是有感于杨光先反教案造成的后果而发的，目的是平息由中西学说不同而产生的争论，为学习西学寻找借口。”对于康熙帝的这个概念，梅文鼎大表赞赏，他在给熊赐履的信中写道：“大哉圣人信，流传自古初。”并在此诗的小注中写道：“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梅文鼎果然领会到了康熙帝的良苦用心。本书的有意思之处，乃是韩琦先生分析了康熙帝“西学中源”的来由，原来这种观念本自耶稣会士白晋的《易经》研究，而今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保存着白晋《易经》研究的大量手稿，其中包括《周易原旨探》《易钥》《易经总论稿》等，韩琦认为：“白晋研究《易经》虽然得到一些文人的帮助，如举人教徒陆若翰曾为白晋代笔，但我们认为这些著作的思想仍出自白晋。”白晋在《易经总论稿》中探讨了易学中的象数关系，他在开篇的《易经总说》中说到：夫易之为经也，有理焉，有数焉，有象焉，有图焉，图不离象，象不离数，数不离理。理生数，数生象，象生图，图备而象显，象立而数著，数出而理明。这种概括方式让我想到了张载的易数观，韩琦说，白晋用数学的方法解释《易经》，得到了康熙帝的赞赏。1711年，康熙谕直隶巡抚赵弘燮：“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韩琦解释说，“阿尔热八达”又称“借根方”，十五世纪初，这门产生于阿拉伯的学科传到了欧洲，而后发展迅速，因此代数学来自东方的阿拉伯。韩琦认为，康熙帝对这些的看法，很大程度受到了白晋《易经》研究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数理精蕴》一书之成。巧合的是，我刚得到项旋的《皇权与教化》一书，书中就专门论述了内府用铜活字排印《数理精蕴》，但项旋乃是从形式上谈论该书的价值，而韩琦的专著则是从内容角度来论述《数理精蕴》对中国科学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