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出世和入世，谁说只能二选一( 三 ) 小吏|风生水起|柴进|阎婆惜|县城|宋江|

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和，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杭州召还乞郡状》
你看，我们东坡心里跟明镜儿似的。
明知道站队王安石即可荣华立至，奈何自己的良心不答应啊！
于是二话不说，下场开撕，直言力谏到连司马光都自叹“敢言不如苏轼”，王安石甚至误以为他是司马光背后的智谋军师，大力排挤。
旧党失势后，司马光欧阳修等大佬都绝口不言世事，只有苏轼还在借助诗文不断抗议，以致最终为自己惹来牢狱之灾，以及黄州五年的弃置。
然而流放归来，他却本色不改，怼起司马光来也毫不留情：
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乞郡札子》
你看，他说我和司马光，私交特别好。他复出后又很关照我，按理说不能和人家唱反调，可是从公而论，我又实在不赞同恢复差役法。所以，没得法子，只能和他争到底！
大家想想看，在波诡云谲、人人皆以利益定进退的官场上，苏轼之所以能始终不顾个人之荣辱浮沉，坚守原则，公忠炯炯，不正是因他一向以“心灵隐者”自处吗？
本就视富贵利禄如浮云，又何惧得失！
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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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他那一向为人所艳羡称道的豁达乐观，窃以为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此。
譬如，同样是爱国敬业却被无情流放，前朝被贬潮州的韩愈，还没到贬所呢，心态就已经崩了：
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
抵达潮州后又不住卖惨：
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
反观苏轼呢？
流放黄州，途中画风是这样的：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你瞅瞅这气氛，像被贬吗？分分钟观光旅游即视感。
一到黄州，还没下车呢，吃货特质又藏不住了：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黄州的鱼和笋表示瑟瑟发抖……）
后来以衰暮之年被贬惠州，比韩愈所去的潮州更加偏僻荒蛮，他也一样淡然处之，于《进谢上表》中说：
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
不妨再拿韩愈贬潮州的谢上表做个对比：
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维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你看，面对如此身家性命倾危的祸患，连硬汉韩愈也不免失态至此，哭哭啼啼，要死要活。
（感觉老韩的棺材板要盖不住了……）
而宋代不杀文臣，窜谪岭南已是最惨之处境，从宋真宗朝起，70多年来，苏轼是第一个被贬到岭南之人，却能镇定如斯，怎不令人高山仰止！
途中，行至广州，还欣然赋诗曰：
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
啧啧，这随遇而安的心态，这处处发现美的眼睛，绝了！
后来，迫害再次升级，60多岁被政敌一脚踢往海南，很明显，这是打算往死里整。
结果他呢，日子再苦，照样能给你过出花儿来：
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
困来卧重裀，忧愧自不眠。
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
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
说自己从前住华屋、睡锦裘，却总心怀忧愧，睡不踏实。现在倒好，在处处漏水的破茅屋里，风雨一来，一晚上床得挪三次地儿，却能畅快酣眠，早上起来，枕上落满黄叶都不自知。
闲来就四处漫游，反正大把时光。比如在寺院清坐终日，看树影，听钟鸣：
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
或者找个三岔路口一站半天，看行人穿梭往来，自得其乐：
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你瞅瞅，就这心态，这闲适，要不是后来北归途中暑热得疾，苏轼且得活到天长地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