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出世和入世，谁说只能二选一( 二 ) 小吏|风生水起|柴进|阎婆惜|县城|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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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是苏轼以文人心性初入复杂官场，如鸟入樊笼而产生的不适感，那么到了后来的元祐时期，老苏已50多岁，宦途中摸爬滚打已逾半生，且正处于一生中的政治生涯巅峰期——
最高官任三品大员翰林学士、知之诰，专门负责代拟王言，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之诏书及与周边国家往来之国书等，相当于皇帝身边最亲近的政治顾问兼机要秘书。
翰林学士从中唐以来就有“内相”之称，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由此职位晋升至副宰相。
此时的苏同学，离位极人臣，仅一步之遥。
何况，很快他又兼任经筵侍读，成为哲宗皇帝的御用家庭教师，一教就是五年。
啧啧，帝王师啊！
对古代文人来说，最为清贵荣耀之职，莫过于此。天才狂傲如李白，也视帝王师为自己的终极政治理想。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仕途高光时刻，苏轼内心的归隐情结依旧毫无淡却：
明年兼与士龙去，万顷苍波没两鸥。
——你看，还在期盼能和苏辙携手还乡，像两只鸥鸟，没入烟波浩渺的大海。
还曾写信给在黄州躬耕时的土著邻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帮忙照管好东坡上那一亩三分地，说自己早晚会回去种田隐居：
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愿遍致此意。——《与潘丙书》
后官徙扬州，赴任途中，甚至幻想就此退休致仕，溯江而上，直抵眉州老家：
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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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我估摸大家已经相当困惑了：
自古出仕为官，谁人不想出人头地，博个功名富贵，缘何苏轼却一直心存归隐之念？而既然想归隐，为啥又不真正辞官还乡呢？
别急。
答案就藏在苏轼的《宝绘堂记》中：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这话意思是说：
君子可以把心思寄托于物，但不可以把心思耽溺于物。把心思寄托于物，即使事物微小，亦可从中得乐；即使事物很特别，也不会因之成祸。
可如果把心思耽溺于物，则事物微小，也可能招致祸患；即使事物很特别，也不会感到快乐。
其实，这也正是苏轼对功名利禄之态度：
金钱也好，官职也罢，都只是暂借它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精神、心灵层面，则绝不能沉溺于这些“物”。
如此，大家的疑惑也就不辩自明了：
因志不在功名利禄，所以苏轼能做到身在官场，而心灵归隐。并不辞官还乡，是因尚需借助“在朝为官”这一形式，实现自己“有益于世”的人生志向。
正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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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苏轼是个超然物外的“心灵隐者”后，我发现这简直就是一把万能钥匙，能用来解读偶像人生的方方面面。
譬如，官场上，他为何总是敢于“不合时宜”，取怨一身而不悔：
要知道，王安石变法之初，急于搭建变法班子，凡趋炎附势、赞同新法者，升官就像坐火箭。比如曾布，因参与谋划新政，三天之内居然升了五次职。
到后来司马光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又成了当务之急。
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后来带歪徽宗的那位），知道司马光要恢复差役法，便在五日之内拉来千余名百姓充当差役，力证此法可复。后果得司马光称赞，顺利升官。
讽刺的是，八年后章惇为相，又罢差役法而起用免役法，叫得最响、行动最快的依然是蔡京——管他什么法呢，哪个利于老子升官发财，老子就站哪个法！
天资聪颖如苏轼者，对这样的政治态势能看不懂吗？
假设他也能如此“识时务”，早年附和王安石变法，或黄州归来后，痛定思痛，惟司马光马首是瞻，高官厚禄岂非如探囊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