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森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从人员和组织上说，他们构成一个连接高等法院、律师界和舆论出版界的网络；而且，作为反莫普改革的中坚，这些作者宣扬一种毫不妥协、严肃克己的牺牲精神——这不禁让人想起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精神气质；庞著进一步指出，莫普改革期间崭露头角的律师们，将对大革命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说冉森主义仍对这个群体具有影响力，可以肯定地说它从心态和情感方面给大革命打下了烙印。
对冉森派网络的仔细梳理，展现了作者对当时政治生态的精准把握。更有意义的是对其中的演变的分析。在耶稣会被驱逐后，冉森派斗争目标的转变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个转变对莫普改革的舆论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样地，作为一个具有结构转折意义的事件，莫普改革给法国政治生活造成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高等法院影响力的衰退，它丧失了莫普改革之前作为“民族代表”的抱负，而三级会议作为民族代表的言论，顺理成章地日益凸显出来。
关于莫普改革的实施过程和失败的原因，庞著都有相当精细的剖析，从宫廷政治到法官们的立场选择。就我的阅读体会来说，作者关于莫普改革的分析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政治话语、或曰政治修辞术的嬗变。作者在论述莫普改革引发的舆论战、莫普与马尔泽尔布的改革之争时，资料的运用和分析都很充分，开掘的问题也很多。从各方的论证策略来看，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以历史传统来证明自己诉求的合理性，无论是莫普还是马尔泽尔布，无论是高等法院的理论家勒佩日，还是布列塔尼事件中抨击司法贵族的总督达吉永，他们要么援引法国的过去作为其政治诉求的依据，要么抨击对手违反历史中形成的“基本法”。看来这是一种十分普遍、可能也十分古老的政治修辞术。庞著在分析莫罗和勒佩日的论证策略时，指出了君主制的法兰克起源与罗马起源背后的政治要害，这个争论在十六世纪后期宗教战争期间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展现。诚如作者所言，这些争论牵涉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对“基本法”理解，论战各方都是各执一词。但重要的是作者的这一看法：莫普改革中的对立双方在攻击对方践踏根本法、不尊重历史传统的同时，却把基本法和历史传统的内涵掏空了。如果引申一步，历史——或想象的过去——作为一种论据看来无法为当时的政治僵局找到出路。从这个角度看，从勒佩日到纪尧姆-约瑟夫·塞日之间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法国政治话语中的修辞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从言说历史到谈论契约和公意——而契约和公意是超历史的。作者也明确提到，塞日离西耶斯只有一步之遥；1788年，当圣埃蒂安—拉博公开宣称“我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法典”时，这个转变看来最终完成了：政治的使命不再是恢复和延续（想象中的）过去，而是要彻底推倒过去。
【黄艳红评《司法与王权》︱旧制度政治生态的诊断书】基思·贝克曾说，作为一场政治文化变革，法国大革命用自己的一套话语重新定义了集体生活。1789年的革命者“天赋人权”来为新时代立法，二十年前的法国人却在历史中搜寻政治生活的依据。庞著对于莫普改革的政治生态的深描，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揭示这个政治事件是如何成为催生现代政治文化的酵母的。如果说读后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旧制度的司法体制和政治文化与大革命和帝国时代的历史的比照和勾连还不够系统，如果能进一步完善，可能更有利于揭示旧制度的时代特征与法国大革命在现代世界史中的转折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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