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千年的北宋儒家转型:从经世致用到理性之学以及新法之废( 三 )


影响千年的北宋儒家转型:从经世致用到理性之学以及新法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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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另一方面,自南宋以来,王安石其人及其学说。常常被视为导致北宋覆亡的祸酋,他的著作遭到严厉的查禁,以至于今日难以重现荆公新学的全貌。同一时期,随着理学进一步兴盛,王安石被理学家视为学养不足,即存“内圣”之学方方面心得甚少,以至于在政治实践上谬误甚多。正如史家刘子健所言。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宋代儒学的经世一而日渐衰退,强调内心修养的性理之学更为人所青睐,由此,“中国走向内存”。但即便如此,也绝非无人对王安石有所称颂,他的江西老乡陆九渊就颇为肯定王安石在政治上的作为。到了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中,通过梳理考证王安石的生平事迹,对他的变法主张称誉有加。王安石曾言“丹青难写是精神”,但他的生平与思想,却在不同时代里,时常成为不同人们所向往并论述的对象。诚如荆公变法时的三句广为人知的口号所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在谋求经世之道的时候,大抵也不甚畏惧世人和后人的言评述说。经世之志与富国之思为其带来了舆论的桎梏,但也彰显了其锐意改革的气魄。今读荆公《梅花诗》更可感受到这一点: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北宋中后期,官僚群体的面相很是复杂,或重道德,或擅治术,或好功名,或因循守旧,或为吏干之才,而如利公者,实属凤毛麟角。至南宋时,儒者更趋无为,既无理财富国的念想,也无相关的实践。在刺公《游褒禅山记》诗中,有一诗句道:“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间情怀,值得思量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