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来访者在一起的技术与艺术

作者 Patricia Bratt ，Ph.D.
编译杨光
作者Patricia Bratt是一名精神分析师，在利文斯顿、新泽西和纽约执业。她是利文斯顿临床和应用精神分析学会(ACAP)的主任，教师和临床导师。
原文Consulting the Patient: The Art of Being Together: Perspectives on Technique and Therapeutic Field发表于(2012). Modern Psychoanalysis, 37(2):193-202
【与来访者在一起的技术与艺术】

本文插图
1.
文章背景
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鼓励他的学生做白日梦，观察云的形成，反复学习。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关于“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列奥纳多认识到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些模式，这些模式可以被用来在某种程度上适时地产生创造性的表达。
他明白联想思维和模式识别的力量，就是创造性思维的灵感。分析师们可能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有创造性，并努力将精神分析定义为一门科学学科。然而有哪些创造性的时刻能够比分析师倾听来访者的话语，放开成见，给足够的时间来让无意识经过联想通过过滤器，成为有意义的话语，联系来访者的意识和潜意识，然后选择合适的时刻，给出解释或者引导，看他们的反应，更有创造力？来访者的沉思或者笑声证明了达芬奇所理解的联想思维和模式识别的艺术性，也证明了干预的创造性，能在潜意识的深度影响病人。
为了具有创造力，一个人需要能够从原始视角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除此之外，创新还需要能够产生新的可能性或替代性。鉴别创造力的不仅是人们能产生的选择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这些选择的独特性。产生可能性或独特看待事物的能力不是偶然出现的。它与思考的其他更基本的品质相联系，如灵活性、对模棱两可或不可预测性的容忍，以及对先前未知事物的享受。
这篇论文的灵感来自与一位名叫卡拉的病人的一次交流，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深陷在令她的父母和她自己都非常失望的焦虑中。她的父母成功人士，他们对卡拉的表现抱有很大期望，期望她能与他们自己的经历相符。这使得卡拉进退两难。卡拉没有和她的父母同样的远大抱负，也不确定她的激情是什么，更不想过她在父母那里看到的那种充满压力的生活，并且害怕即使她努力了，她也永远达不到父母所期待的程度。
她的父母都追求完美，但在她看来，他们得到的却是完美的失败。卡拉从来没有公然反抗父母的个性，她的策略比较被动。她把自己置于法律、学校和生活的危险之中。因为陷入了困境，她就不得不自己做出选择。
通过我们的探索，她意识到真正的选择既不是她父母的选择，也不是她的精神分析师的选择。作为她的精神分析师，我也在探寻一个中立的精神空间，当我处在我们的分析空间时，除了帮助她引导前进的方向，我不应该带着自己的主观去思考，什么对她来说才是正确的选择。
我需要尊重她的意愿，通过探索和分析的过程来得出属于她自己的结论。我需要帮助她飞翔，只要她的翅膀没有着火。她需要知道我们可以意见不同，但仍然和谐的在一起。当卡拉向我提问，试图把我拉到决策的位置时，我问了她一些问题，比如“我应该有意见吗？”“我既反对又支持可以吗？”或者“如果我不支持其中的一个选择会怎么样？”穿越这条独木桥是一项可怕的努力，但我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不管它会通向何方。
2.
创造性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Rollo May（1975）写道：“创造力产生于自发性和局限性的紧张关系之间，后者（就像河岸）迫使自发性形成各种形式，而这些形式对艺术或诗歌的创作至关重要” 。他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也是一门研究心智发展或消亡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