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后,雅典的执政官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其中有一句话被世人广为传颂、经久不绝;他说:“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男人,我们不说他是那种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而干脆把他当作废人。”
在伯利克里的时代,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已经发展到了顶峰,统治的艺术变得极具吸引力。这种观念扭转了苏格拉底“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远离政治”的伦理主张。希腊人逐渐意识到政治学与统治者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在谈论哲学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注意到了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前半部分主要围绕“正义”的话题进行辩论,本质上还属于伦理学的领域,而到了后半部则转到政治学之中,描绘了理想城邦的形态,并且提出让“哲学王”来统治国家的观点。
在柏拉图的众多弟子中,亚里士多德似乎是专门为反对他而生的。当柏拉图还在世的时候,后者就主动退出了学园,对此,柏拉图说:“亚里士多德踢开了我,犹如小雄驹踢开生养它的母亲。”这名“小雄驹”在哲学领域用“形式论”来批驳老师的“理念论”,在另一个领域又写出了《政治学》,直接与《理想国》唱反调。柏拉图认为政治学是“哲学王”的治国之术,把它交给肉食者们来谋划就行了。而亚里士多德则说:“人是一种天生的政治动物”,小到家庭,大到城邦,无不充斥着各种政治生活,政治学绝非政客、君王、家主的专利,它属于每一个“公民”——当然,奴隶、妇女、工匠和异邦人要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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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的政治学
由谁来作为城邦的统治者?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家庭为逻辑起点,他认为家庭是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当数个家庭聚集群居时,就形成了村落。每个村落都会推举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老来主持集体事务;而多个村落为了更优质的生活而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城邦。正因每个人都出生在家庭中,而城邦又包含着村落和家庭,所以每个人一出生就获得了“某某邦人”的政治属性,也就是取得了“籍”。这说明人具有着政治动物的本性,大部分人都不是山野怪人,也不是方外之士,而是生活在城邦之中的一员。
人不像野兽那样经常互相杀戮、弱肉强食,而是秉持公正的原则,通过制定法律、遵守风俗,集体过上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所以说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他们发明了城邦,同时又在城邦的统治下生活。
那么究竟什么是“城邦”呢?它是指人们所群居于其中的那座城池、那片土地或者那堵围墙吗?
正如家庭与房子存在区别一样,城邦与城市也不是一个概念。家庭乃是指各种生活在一起的男男女女,而不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城邦也是指由各种“公民”共同组合成的政治联合体,而不是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公民”只是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一部分人,并非全部。
“公民”乃是这样的人,他们拥有政治权利,能够担任公职,可以参政议政,并定期出席公民大会,进行轮番而治——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有权参与政治事务的人就是公民。”显然,无权参与政治事务的人便等同于奴隶了——在古希腊,妇女跟奴隶并没有什么区别。此外,公民存在着任期,当他任期届满时就会下野,成为自由民,接受其他新上任公民的统治。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就是统治者,他们共同组成了城邦并且通过后者来对其他自由民、奴隶、妇女、儿童、异邦人进行统治。城邦的本质乃是一个统治机关,在另一些地方它也被称为“国家”。国家只属于统治者,自由民是他统治和管理的对象,而奴隶和妇女则是主要压迫的对象——政治学在本质上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国家、城邦来治理被统治者的学问,是统治奴隶的一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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