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大至刚，跋扈为公：史语所中的傅斯年( 四 ) 春节|年夜饭|特色活动|2021|祝你新年快

8月22日，严耕望乐悠悠地到重庆中研院办事处见傅斯年，傅说自己现在事儿多，希望严暂时留在重庆，帮他处理一些文书方面的事。严却认为自己最无办事能力，文笔也很凝滞，所以第一天报到，就拒绝傅所长下达的第一个命令：“不能担任这项任务。”傅不勉强，立刻说：“那么你就先到李庄史语所去。”事后严回忆，也感觉自己太直率，“未免太书呆子气”，而“傅先生很有度量！”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邢慕寰院士、余英时院士听严耕望院士讲述这个故事，都哈哈大笑。
严耕望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妻子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长子出生后，家庭开销大，生活拮据。傅斯年从其他渠道获悉后，不仅将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审查费，送给这位年青人救急，而且主动为其妻找工作。让严写一张妻子的履历表，他向考试院推荐录用，不成功；又向国立编译馆推荐，终于成功。恩师拿着其妻的履历表走出史语所大门的步履姿态，经常在严眼前浮现。傅斯年去世后，严写追忆文章，“走笔至此，不禁涕泪交零，不能成字！”
傅斯年的知遇之恩，严耕望舍命相报。1995年初，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纪念专号”征稿。79岁的严耕望自认为其一生事业学问，受惠于傅先生的赏识提拔，所以不顾年老血压高，不用多篇已完稿、未发表的成品，围绕“唐代人口”课题原创学术新作，“拼了老命也要赶出论文以纪念傅先生”。他改变年轻时就形成的早睡早起生活习惯，“连续两个多月赶写文章，常过深夜十二点才就寝，完稿前几天，甚至工作到凌晨两点多。”交稿之后大病一场，健康严重受损，次年突发脑溢血去世，同门师弟余英时悼文标题就是《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傅斯年正直冲动，严于律己律友，尤其是非善恶，非常较真。对“辣眼睛”之事不会躲闪“闭眼睛”，反而主动“怼眼睛”。或舌战、或笔战、或拳战、或心战，总要争一个结果，而且是争胜。殷海光评论，傅斯年“是一个有是非之心的人”、“是一个有至大至刚之气的读书人”。
罗家伦和傅斯年吵了几十年的架，依然友谊之树常青。傅说，“彼此都有好吵的脾气，几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于气忿忿的，不谈话了。然而过五六分钟，仍然一切如常。”罗描述两人关系，“不见要想，见面就吵，真是奇怪的事。”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傅斯年常说与世无争的赵元任，“如果办行政总是输给人，因为每件事若要发展必须有争的地方。”傅斯年经常气别人，也被别人气。“毛子水连骂我三天都是insinuations（按：含沙射影），最后大吵一回。”
罗家伦对这位“最英勇的斗士”的性格长处看得透：“孟真是人，不是做作的超人，是充满了人性的人。”对他的缺失看得也透：“孟真因为富于斗劲，所以常常好斗。人家一有不正当的批评，不正确的主张，就立刻用口用笔和人家斗起来。”在他去世前两天，罗还讽刺傅：“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结果反引起他一顿反攻。”罗分析其中部分原委，“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
人贵有自知之明，傅斯年也有反省，惭愧自己“老是以前那个浮躁样子”。1942年2月6日，在高血压病治疗、休养大半年后，坦率向胡适解剖：自己的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自己的毛病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自己的病因是“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挣扎，终生未改，也改不了。
1948年4月5日，他致函胞弟傅斯岩分析自己高血压的病因有三：体胖、脾气坏、习惯坏（劳动无节制、睡不满六时等）。自认为脾气坏“最是大毛病，忧劳怒三事无一要得”，“我不算大劳而平日忧国忧民却并不自忧也”。1948年11月6日，他又向友人李田意反思，“我的脾气虽然个人的思念甚少，而很热心公事及别人的事，或者血压高病即与此相为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