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何兹全受邀赴台,参加傅斯年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后,85岁高龄的何兹全去台大傅斯年墓前祭奠,行三鞠躬礼,然后和夫人郭良玉一起跪下默哀,何老先生还哭了。师者有仁,学生感恩,也是中国师生情、师生缘的一段佳话。
陈寅恪大师对傅斯年的“霸气”也头痛,敬而远之。因陈从香港返桂后滞留,不来李庄驻所,傅逼迫中央研究院将陈的专任研究员解聘、降薪,两人多少有些隔阂。
1943年春,陈寅恪写了首诗《癸未春日感赋》给史语所同仁,颌联是:“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认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据吴宓日记,1945年9月16日,陈寅恪夫人唐筼向来访的吴宓抱怨,“傅斯年来函之薄情无礼”。
“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在李庄时,史语所一个同事的小孩拿香火烧螳螂,他看到后,朝孩子的屁股踢了一脚,生气地说:“怎么从小就这么残忍!”他对这个调皮小孩的管教,流露出对小动物的仁心。
傅斯年具儒家名士之古风。对贪腐渎职权贵,从来没有好脸色,舍得一身剐,敢把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马。但对基层职员、学生、工友,脾气多不冲动,反而和蔼可亲;如有冲动,常常后悔且补救。
很多人怕傅斯年发飙,却有人“喜欢”他发飙。秘书那廉君回忆,傅斯年在南京的所长办公室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对他发脾气。因为傅发泄之后,十次有九次会后悔,“上午发了大脾气,下午某杂志社送来的一笔稿费,一古脑儿送给了老裴”,以表歉意。
那廉君保护文物,傅所长屡被“折磨”,仍然乖乖配合。中国宋版书籍全是国宝,一直是收藏界趋之若鹜的珍品,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北宋刊《史记》、南宋刊蜀本《南华真经》、南宋刊《文苑英华》,合称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的“镇馆三宝”。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几经考虑、研究,又咨询专家们意见,拍板花巨款1亿元为史语所购入北宋版、南宋修补、南宋印的《史记》40册,放在保险柜中。胡适、赵万里等人共识,“此本为今存《史记》之最古本”。胡适支持傅斯年花巨款购书,鼓励说:“你此次豪举,并不错误。”傅很喜爱这部书,一有空就请负责保管的那廉君拿到办公室翻阅。
那廉君尽职尽责,每次都在所长身旁“紧盯”,防止他的烟斗或雪茄。傅办公室的大型吊电扇吹得“老古董”的书页嘶嘶作响,每页之间原来夹着一片用于防潮的烟叶,几乎飞舞起来,那廉君立刻把电扇关掉。傅体胖怕热,汗流浃背,也无可奈何,作了一个非常天真的表情,连说:“好,好!”另一次,叹口气对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据史语所的所务会议记录,傅斯年的提案几乎都是“议决 通过”,但也有个别未通过。例如,他在1931年1月25日所务会议上临时提案,“本所集刊每本最后一分(按:相当于季刊)须附此本所有论文译成英文提要。”
他的初衷很好,有英文摘要方便宣传,更容易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但陈寅恪反对,认为“此事极难”,理由也很充分:本所同事研究方向不同,专业性太强,隔行如隔山,恐怕没有人能胜任翻译,即使自己翻译也吃力,最好只附英文题目。所务会议最后决定“保留待下次讨论”,实质是搁置傅斯年所长的提案。
傅“胖猫”主持史语所所务22年3个月,期间史语所需资金、设备、图书、项目等,主要靠他协调争取。他去向蒋介石、蔡元培、陈诚、朱家骅、胡适等人要经费,常常不会空手而归,更不会亏待他。1949年6月,台湾地区物价高涨,台大教授日子难过。朱家骅刚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傅斯年来电祝贺,虚晃一枪,即伸手要钱,申请为台大教员加一个月全薪。朱家骅批示:“中央财政困难已极,弟当设法商请阎公(按: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筹拨一款补助也。”
他长期处于政局不稳、战争不休、经济拮据、官僚腐败、社会动荡的年代,擅长利用与政府高层建立的紧密人际关系,为自己、朋友、新秀开展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寻找必要的支持、极限的突破。陶希圣曾说:“傅斯年活着时,人们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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